唐代岭南俚僚诸部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
唐代岭南俚僚诸部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无论是通过税收、贡赋，都是合类性过程的具体历史形式，是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的重要环节。
唐代岭南俚汉杂居区被纳入正州县，在中央王朝南选、左降官制度、重农政策影响下，经济制度进入官僚地主制阶段，农业和工商业得到极大发展。
一、岭南式租庸调
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岭南道作为唐王朝十道之一，亦行租庸调。
《开元水部式残卷》：“桂、广二府铸钱及岭南诸州庸调并和市、折租等物，递至扬州讫，令扬州差纲部领送都，应须运脚，于所送物内取充。”
但岭南租庸调不同于普通州县，可称之为“岭南式租庸调”，特点有：
其一，以户为纳税单位，而非丁。
《赋役令》规定：“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可知，岭南诸州是以户为征税单位，而非丁。
上户、次户、下户应指岭南的汉人土户，夷獠之户则应是华夏化程度较深的“非华夏编户”。按户不按丁，刺激了岭南人口增长。
其二，以米为纳税对象，而非粟。《赋役令》规定岭南诸州税米。
《新唐书》：“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米”应指去皮的稻谷，不纳粟而纳米适应了岭南稻作农产物。
其三，用银折纳租庸调。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四块开元间广州属县上缴的庸调银，其中两块刻有“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梁海，匠王定”。
第三块铭文同上，作匠为陈喜;第四块铭文为“怀集县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说明岭南以银折纳庸调。
《新唐书》：“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俚僚地区当属“非蚕乡”。《开元水部式残卷》也涉及折租。
多用银折纳租庸调，原因有二：一是岭南远离中原，实物运输成本大；二是岭南本身产银。
其四，赋役较普通州县轻。《赋役令》规定岭南纳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
据日野开三郎考证，上户一石二斗米可折合为未加工的粟谷二石，相当于普通州县一丁的租额；次户、下户六斗则不及一丁之租，可见赋税比普通州县轻。
夷獠之户“从半输”，负担更轻。较轻的租庸调说明唐初对岭南的控制力还不强，同时轻税有利于促进岭南农业生产。
较于吴晋南朝的“税无定法”，隋唐对俚僚诸部的赋税征收已制度化，这是王朝对俚僚统治深入的集中表现。
二、唐后期的赋税:两税、商税
唐中后期，岭南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增强，成为南方颇具活力的经济区，号称“富饶之地”。岭南赋税收入增加，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税源。除农业税(两税)外，还包括商税、丁口税等。
1.农业税
高宗以后，土地兼并与户口流失日趋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动摇了租庸调制的基础。安史之乱时，租庸调制完全崩坏。
由于战乱，中央财政开支骤升，收支严重失衡。为解决财政危机，德宗建中元年正月，王朝开始推行两税法。岭南实施了两税法。
建中年间，两河叛乱，南北漕运皆断，京师大恐，杜佑提出疏浚鸡鸣冈。说明两税法推行之初，岭南即开始上供。
贞元初，户部侍郎元琇、吉中孚运南方诸道(包括岭南)米120万石入关中。
贞元八年、元和四年、六年、八年，朝廷均派两税使征岭南两税。两税征钱粮，可用轻物折纳。由于路途遥远，中央建议岭南西道观察使可将两税钱折成轻货。除两税外，还存在其它税收。
在岭南，较重要的有如下几项：商税。天宝末年，盗贼四起，府库一空，“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日野开三郎认为商税作为国税创立于德宗建中元年，与两税法同时施行。
据《资治通鉴》：“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即对行商者征税，征税额度为其贩运商品价额的三十分之一。其后税额不断上升。
岭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商税自然相当可观。《旧唐书》载，王锷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时，“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
2.榷税即商税
《册府元龟》亦载：“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尽没其利。”
年西安市西关潘家村出土两块唐代税商银铤，都刻有铭文：“岭南道税商银伍拾两官秤”，甲铤上还刻有“匠黄泰”三字。是唐代岭南征收商税的实物证据。
3.其他税收
唐后期广东的江、湖、池、潭、陂、塘等“聚鱼之处”，橘园、水、鹅、鸭、柴薪等，官府都要征税。文宗时，岭南当局“擅置竹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凡此种种，可见税项之繁。
三、土贡:荔枝、宦官、金银
土贡作为赋税的一种补充方式，是传统时代皇室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贡存在于正州，与羁縻州和藩属国的朝贡不同。
朝贡活动的目的重在政治，而土贡重在经济。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有一个“土贡化”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内臣化”。当少数民族地区被中央王朝直接治理，意味着“土贡化”的完成。
岭南俚汉杂居区的“土贡化”始于秦汉，成于唐。
较于前代，唐代岭南土贡有以下特点。
第一，将土贡任务下放至州郡，每个州郡都有相应的土贡任务。第二，贡有定量，朝廷明确规定了贡品数量。
第三，贡品以金银为主，过去贡品中未出现金银。第四，纺织品越来越多，安南都护府、新州蕉布，韶州竹子布等皆为贡品。
前两条说明唐代对岭南地区土贡的规定更加细致，是唐朝对俚僚地区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表现。后两条说明唐朝土贡趋于实用性，金银用于平衡国家财政，纺织品为日常之需，是土贡经济性的重要体现。
可见，岭南俚汉杂居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管制，土贡的政治功能减弱，经济功能增强。
岭南贡品中，荔枝、宦官(奴婢)和金银颇具代表性。
荔枝。岭南荔枝是唐廷常贡。《唐国史补》：“(杨贵妃)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弛以进。”
杜甫诗：“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枝)。”鲍防诗：“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皆从桂邑山。”
杜牧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从岭南运往长安，沿路人马众多，快马加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竟只为博美人一笑。
杜牧将荔枝与博红颜一笑相结合，截取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生活片面，以小见大，辐射了整个大唐之盛衰。岭南荔枝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意象，常被用于讽刺统治者为一时喜好而不惜民生之荒政。
宦官。岭南是唐朝宫廷宦官最主要的供奉地之一。
《治论》：“自京达于闽、岭，豪右兼并之家，或累思进达其身，或求恃势以庇乡里者，多以其子纳于黄门，俾为之侍。且北宫之中，唯有四星，盖上以备左右洒扫之用。”说明岭南乃唐朝宦官的重要来源地。
《禁岭南货卖男女敕》：“其白身除准敕常数进送外，亦准此处分。”唐朝禁止奴婢买卖，但“白身”即宦官的进献一直被保留。唐朝著名宦官杨思勖、高力士都是被进献宫廷的“白身”。
金银。据《通典》，岭南有31州贡金银。《元和郡县图志》：“端州……开元贡：银四铤。”这是该书全国各地常贡中唯一以“银铤”贡奉的记录。不少银铤的出土印证了岭南贡银的记载。
1956年，陕西西安东北郊第一砖瓦厂发现4块唐代银铤，其中两块由岭南进贡，铭文：“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
银铤中出现的郎宁郡、怀泽郡(今贵港)在唐代属岭南道管辖。
羁縻州(俚僚聚居区)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亦有贡赋。《新唐书》载：“大和中，……十八州岁输贡赋。”“(徐申)迁邕管经略使，黄洞纳质贡赋，不敢桀。”温泉州温泉郡贡金，述昆州贡桂心。
四、总结
总之，唐朝对岭南的治理效果显著，俚僚杂居区已变成正州县，其租庸调、两税、土贡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大大丰富了中央王朝的经济生活，岭南俚僚作为王朝的一部分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壮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重要的“一元”。
从经济史来看，壮族这“一元”在华夏民族“一体”化中，既有“一体”对“一元”的经济促进作用，又有“一元”对“一体”的独特经济贡献。
唐代中央王朝的民族治理政策推动了俚僚经济制度的转型，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
而俚僚作为唐王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荔枝、宦官、金银的重要供奉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回馈了“一体”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