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部分文人的不合作以及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导致其屡兴文字狱
从客观上来看，明朝建国初，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对新建明朝持依靠态度，主观上比较合作，愿意为明朝出力，有官便作的文人；其二则是对明朝国民自卫队——红巾军有刻骨仇恨，于是在态度上体现出与政府（朝廷）不合作和对抗；还有一类介于这两者之间，既不依靠也不仇恨，是属于“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到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到反革命派” ，这理论对于新建的明王朝应该也是适用的。朱元璋当时也应该是对其进行了认真详细地分析，因为“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于是乎，他走出了第一步，由为了巩固政权被迫没有办法杀文化人的施政措施。使用各种特殊法律、监狱、死刑甚至于满门抄斩、灭门九族等强硬手段，来逼这些不合作者出来为朝廷做官，毕竟还是有相当部分“又臭又硬”的文化人，“便死”亦不做官的大有人在，于是，太祖只好屠戮；还是不做，“便九族”也不做，于是太祖只好再屠戮。由是循环，以至于对立形势愈发显著。这从客观上使得朱元璋对文人异常警惕，于是便愈加留意文人们的奏折与文章，所以因文字获祸的人也便逐渐多了起来。
从朱元璋主观方面探析，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在那个讲出身、讲正统、讲龙种的年代，他深以自己出身不合正统为耻辱，深以当过乞丐、和尚和土匪（贼军）为耻辱，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个不能触及的心灵伤痛和自卑情结，朱元璋对与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们既工作上依靠、心理上羡慕，但内心又想压制他们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加之朱元璋生性猜疑，亘古少有。凡此种种，使得他冷酷、嗜杀，有虐待狂倾向。而贵为“天子”，又使得这种屠杀和伤害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有史书之述为佐证：“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朱杀徐的理由自述得很清楚，生与僧同音，光就是秃头，则同贼音，讽刺朱元璋当过和尚，剃过光头，还当过土匪，罪该当诛，于是乎，拖出去，一刀把脑袋砍掉了，真是谈笑间，文人身死魂灭。
朱元璋
朱元璋幼时没读过多少书，这确是事实；但他虚心好学，好结交文士也是事实。及长，以自修和面授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学了不少知识，读了很多的书，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因此在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时也颇有一套，比之如今的国语教师，可以说是自成风格。史书言其“深文纳周”，常常能从别人文章的细微处得些许收获，微言大义。
从《皇明记略》中就可以看到明太祖在治学训诂方面的功绩。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则”与“贼”同，被朱元璋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视为“帝非”，立斩。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取法”同“取发”，太祖以为其讽刺当过和尚的那一段经历，斩之。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太祖分析出“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太祖经过泛读就得出“道”与“盗”同，立斩吴。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太祖精读中发现实为讥讽大明天朝，张被腰斩，从腰部砍断，施刑难度大于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