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如何看待“大义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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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秩序

弟子子游出任武城宰，孔子问他那里有什么人才，子游答，有一个澹台灭明的人，“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肯定澹台灭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没有公事的时候从不到我的住处，我是他的上司，而他不巴结我。一个是，他走路从不走小路。所谓“行不由径”，径就是小路。这个说法得到了孔子的认可，因为后来澹台灭明也成了孔子的弟子，虽然他长得很丑。

弟子们记载孔子言行，说他“割不正，不吃”，“席不正，不坐”，进食时，食物切割得不整齐，不方正，不吃。如果大大小小，一团乱麻一样堆放在那里，即使美味无比，也不迁就。就坐前，一定把席子摆得端端正正，否则不会坐下去。

行不由径，割要正，席要正。三件事，看上去都有点无厘头。但三件事之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即，分寸感与秩序感。

从现实角度考量，很多自我约束行为，有其实际意义。比如，走小路，抄近道，诚然提高了时效，但风险系数也在提高。小路两旁草木丛生，隐藏着蛇虫之类毒物，不小心就会被咬伤；因为走的人少，小路上的坑坑洼洼要多一些，可能会崴了脚。相反，大路宽敞明亮，危险状况一目了然。

“割正”亦然。食物切割的乱七八糟，虽然味道没变，但吃起来心情会受到影响。一份赏心悦目的饭菜跟一份胡乱摆放的饭菜，给人的心理感受能一样吗？

日本人的美食名气不小，跟他们重视细节不无关系。他们重视颜色的搭配，食物的形状，摆盘，甚至刀在鱼身上的划痕都有讲究，做味增的豆子都是一粒一粒的选出来的。“味增”是一种豆酱，作为原料的豆子，是大，是小，并不影响做出来的品质，但这是全方位的“割正”，或者说，“割正”是简化了的、符号化的美食准则，以此要求自己，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席正”亦如是。一个人坐得歪歪扭扭，或许会影响别人对其内在的判断。今有“外貌协会”，看脸行事，古代并不比今天高明，第一印象也产生作用。看你第一眼就不爽，你的意见，提出的想法可能就会被别人毙掉。

基于利益考量的条条框框，逐渐进化完善，形成了规则与秩序。这些秩序，就是日常规范，所谓“礼”。它们约束着人类的言行，帮人类规避掉一些潜在的风险。

而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有些行为是专门针对条条框框的，以打破传统为荣、为乐。你让我把衣角扯平，我偏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你让我定时沐浴，我偏扪虱而谈，一边在裤裆里抠虱子，一边高谈阔论；你让我按部就班，我偏放荡不羁，天马行空。魏晋风度至今仍有拥趸。

结果呢？反传统反僵化反固化，听上去很美，但反完以后，还是要制定新的秩序。秩序是永恒的，反秩序只是建立新秩序的开始。

二则.大义灭亲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为对孔子说，他们家乡有个人偷了羊，他的儿子出面举证，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正直的人。孔子对此很不屑。他说，我们家乡跟你们家乡的价值观有所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价值自然就体现出来了。

初读此言，第一反应是，孔子太自私了，怎么可以不以大义为重？

但仔细琢磨，还是孔子说的有道理。所谓“大义灭亲”才是一个可怕的词汇。

什么是“亲”，这个很好判断，血缘关系、抚养关系。

但什么是“义”？每个人角度不同，对“义”的判断理解和给出的定义不同。很多所谓的义，是阶段性的，地域性的，个人化的，有极大局限乃至完全相反。

而亲情伦理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是维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最后链条，也就是底线。如果连这个底线都没了，还如何称之为“人”？

有人也许会问，难道亲人是个杀人犯你也不管？你去纵容他，包庇他？

其实，所谓亲亲相隐，不是和亲人一起作恶，更不是主动地配合他，而是被动地退却，退到人性的底线。也有些人劝说犯法的亲人去自首，甚至举报之，但目的乃是让亲人的损害减至最低，而不是为了所谓的“义”。请大家注意这个“灭”字。大义灭亲的关键不在“义”与“亲”，而在于“灭”。“亲”灭掉了，情感的阀门就彻底关掉。你就再没负担，为我所用。

殊不知，逼着他放弃人伦，貌似“大义”了，其实极危险。一个连亲情都能够放弃的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对亲人无所顾忌，自然会将这种思维扩散至外部世界，对待他人亦如此。被你利用时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反咬你一口时，同样残忍、嗜血。鼓励“大义灭亲”，把某些人的“恶”调动起来，“统一认识”，养虎自重，会立竿见影地提高效率，最后，却是养虎为患。这种恶，一定会波及始作俑者，绝无其他选择。

你可以举出一万个例子，来肯定“大义灭亲”，但你无法否定人类的“不忍之心”。现在有些法律已经规定，对违法者的亲人可以不举证。乃至，如果妻子举证丈夫会对婚姻造成损害，妻子也可以不举证。这就是保留人与人的一点不忍之心，不忍之情。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