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盛世的落幕，被乾隆用话术定性的“王伦起事”
注：千禧年信仰为当时流传于民间的一个预言 – “末世劫难（白阳劫）将至，弥勒佛会降临世间拯救信徒”。
其后随着白莲教在山东的影响越来越大，王伦也借势自立门户成立了“清水教”。聪明的王伦在宣扬白莲教义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气功”升级为可以医病的“仙术”。不但据此广收教徒，还被奉为应劫的“收元之主”。
乾隆三十六年山东从开春就遭受持续几个月的旱灾，歉收和地方府衙的妄行加征让民众的不满日增，而持续的天灾也让民间愈发相信“末世劫难说”。这两者的叠加，让王伦的“清水教”得以迅速扩张。
同时鉴于民间秘密社团势力的膨胀，山东各地府衙均开始严拿“邪教”，寿张县衙也准备抓捕王伦。得到消息的王伦不甘坐以待毙，扬言八月二十八日天将降风雨为示 – 末日大劫将至，并决定这一天应劫举事。
为了蛊惑教众，王伦谎称得弥勒佛神诀 – “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神齐招在我身。求天天就助，求地地就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凭此口诀可刀枪不入，朝廷军队的火器也奈何不得。一时教众信心爆棚、摩拳擦掌。
举事当日恰好风雨大作，搞得教徒和民众愈发信服纷纷加入，很快就聚集数千人，王伦随即率众攻陷阳谷、堂邑、寿张三县。破城后王伦杀寿张县令沈齐义，并开仓分粮、释放县衙囚犯。
由于三县城池狭小且城垣低矮残破，王伦决定先攻陷州府临清为基地，再伺机进取直隶和京师。九月初王伦率众前往临清，在柳林击退山东巡抚徐绩所率的平叛部队，起义军声威大振并扩充至万人。
但因临清城高且守军火力威猛，其后起义军损失惨重也未能攻克，王伦遂率众移屯大运河东岸的临清旧城。
中原自三藩之乱后已承平近百年，因此王伦起事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对朝野的震动却非常大。乾隆将其定性为“叛逆”，委任军机大臣舒赫德为钦差前往临清督剿，并下令为首及同党者必杀且不能少杀。
此案情罪甚为重大，即当按叛逆办理，非寻常纠众抗官可比。一经擒获到案，即应迅速审明，将为首者立即凌迟，其同恶相济之逆党亦即应斩决，必须多办数人，俾众共知儆戒！ 《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
最初各路清军均没什么战意，纷纷拖延不前。王伦得以从容摆开阵势，搭建浮桥截断运河、抢夺漕粮。后在朝廷的督令下，兖州总兵惟一、德州城守尉图肯于九月十二日率军前往交战，但当日就败退回东昌。
恼怒的乾隆以“临阵退缩”下令将二人斩于军前。至此负责围剿的清军才打起精神，在九月下旬将起义军合围于临清旧城中。
九月二十四日在舒赫德的指挥下，清军开始围攻临清旧城或者说入旧城搜杀。因为临清旧城城墙早已塌毁，起义军及家属大多分散据守、藏匿于各处民居中。
由于之前乾隆的严旨，舒赫德传令“不得漏逃逆贼一人”，因此入城的清军展开了血腥屠杀。二十九日结束兵事后，舒赫德自己奏报称“杀死贼众不下一两千人”，看着貌似杀戮不重，只能说“不下”这个词用得精妙。
因为他奏报擒获的活口全部来自外地（之前逃匿直隶、河南被擒获1788人；阳谷、堂邑、寿张三县擒获1200人），换句话说在临清旧城就没有擒获活口（王伦本人不愿被俘，自焚而亡），聚集的上万人以及旧城原本的居民是逃了还是被杀了，是可想而知的。
“王伦起事”在乾隆朝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事件。
说它小，是因为前后也就一个月时间，动用的兵力更是跟金川、平准噶尔、大小和卓等战事没有可比性。说它大，是因为它的规模又不亚于被乾隆列入“十全武功”的“平定林爽文叛乱”，更重要的是朝廷和乾隆对于这次起事性质以及原因的界定。
朝廷获知王伦举兵的消息后，乾隆一面安排围剿平叛，一面要求朝廷查明原因。乾隆自己最初的观点是，地方官府压迫太甚或者临事处置不当。
必非无因而起，或该县平昔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酿事端；又或办理不善，激升变故。 《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
但是山东巡抚徐绩却一反常态，没有迎合皇帝。他奏报称，这次起事既不是民怨也不是府衙不当所致，只是“因寿张县查拿邪教甚严”，王伦纯粹因怀恨而煽动闹事。
给事中李漱芳并不认同徐绩的观点，他觉得王伦利用白莲教义煽动叛乱只是表因。山东连遭旱灾，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迎合奉承朝廷，故意“粉饰相沿”遮掩问题。有灾不得赈济再加上“抚字无闻，催科日蹙”，让地方民众难以为生而怨念四起。这才是王伦等奸人能鼓动起叛的真正原因。
相关史料中有很多记录可以证明乾隆三十八年到三十九年山东地区干旱歉收是事实，而“讳灾粉饰，额外加征”本就是皇朝时期的通病，乾隆本人也为此多次训斥过地方官员。所以李漱芳的观点应该是更符合事实的。
而且负责平叛的钦差舒赫德在事后向朝廷汇总汇报时也提到，地方官“于荒歉之后，复额外加征”是这次激变的重要原因。但乾隆给李漱芳的判定却是“所见大不是”，并质问其居心何在：
奸民敢于聚众叛逆，劫库杀官，无论其非饥民，即饥民敢于谋逆，亦为国法所不囿。李漱芳此折转代奸民饰词诿罪，置顺逆大义于不问，是诚何心？ 《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
乾隆的意思是不论有没有原因以及有什么原因，劫库杀官就是违法，谋逆就是罪。乾隆的说法没问题，但是他这个说法实际是在回避问题的“话术”。因为讨论的并不是“王伦起事”是不是违反国法，而是为什么起事以及为民众为什么响应起事。
乾隆是糊涂不记得自己提出的问题了么？他不但记得而且在骂完李漱芳后，顺势给出了答案“所称山东被灾之说，殊不足信”。
乾隆意识到如果认同民众因灾和加征而被蛊惑生变，实际就是在责难朝廷管治不善。而朝廷管治不善，皇帝不要说继续构建盛世，严格来说作为总负责人他也难辞其咎，所以皇帝本人也开始“讳灾粉饰”了-- 通过话术将朝廷的问题“激升变故”转变成了“镇压邪教叛逆”的功绩。
这不仅仅是遮掩和不承认问题，还预示皇帝已无意更进一步去解决问题。乾隆构建盛世的耐心、动力、心气等等，经过几十年已经消磨殆尽了，至此热闹的盛世落下帷幕，各种叛乱开始成为常态 ……
乾隆四十年，河南白莲教支派首领刘松起义；
乾隆四十二年，甘肃河州元顿教聚众起事；
乾隆四十六年，四川胡范年起义、兰州苏四十三起事；
乾隆四十九年，甘肃新教田五起事；
乾隆五十一年，直隶大名八卦教聚众杀官起事；
乾隆五十二年，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起义；
乾隆六十年，以“官逼民反”为口号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爆发，至“十全老人”驾崩也未平息；
......
皇朝不可避免的开始在自己的末路上狂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