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巧成拙的“自我革命”：汉哀帝改国号以避祸，结果“自掘坟墓”
汉哀帝刘欣统治时期（公元前7-前1年），立国200余年的汉朝，遭遇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此一重大危机的关键人物，正是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在位54年间（前141-前87年），凭借着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两代人留下的丰厚“家底”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汉武帝取得的成就非凡，因而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
汉武帝穷兵黩武、戕害生民，一度把帝国带向崩亡的边缘
但是，在汉武帝一系列“丰功伟绩”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按照正史的记载，历次对外战争、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汉武帝对民间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到他统治的晚年，帝国人口数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在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看来，汉武帝的作为已跟秦始皇没有区别，而他之所以能免于沦为亡国之君，纯属幸运而已。
对于汉武帝的作为，一向以“替苍生立命”的儒生们颇有微词，但由于这位暴君残忍好杀、拒谏饰非，因而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批逆龙鳞。直到汉武帝死后，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解，儒生们才利用朝廷公开向天下征求意见的机会，开始大力抨击汉武帝穷兵黩武、戕害生民的政策，进而对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第一个公开质疑汉朝统治合法性的儒生，是大儒董仲舒的弟子睦孟。据史料记载，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帝国境内发生一系列灾异现象，时任符节令的睦孟乘机以谶纬之说劝告朝廷，声称刘家气数已尽，皇帝应该把帝位让与贤人。虽然睦孟的奏疏给自己召来杀身之祸，但儒生们对帝国合法性的质疑声却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大有蔓延开来的势头。
汉昭帝驾崩后，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仅过了27天时间，便以“荒淫无行，失帝王礼宜，乱汉制度”的罪名将其废黜，改而拥立汉昭帝的侄孙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前74-前48年在位）。汉宣帝即位后效仿汉武帝的执政风格，因此激起更多的儒生加入到批评朝廷、质疑刘家合法性的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儒夏侯胜、盖宽饶、谷永等人。
汉宣帝
在这些大儒们看来，“武帝路线”给汉朝造成极为沉重的危害，一度将帝国推向崩亡的边缘，任何明智的皇帝都应该引以为鉴，而非盲目效仿。 夏侯胜等人还警告汉宣帝，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么天意必然会抛弃刘氏，另择有德之君。虽然汉宣帝拼命压制这些“悖逆”的言论，但质疑帝国统治合法性的声音却变得愈发强烈，终于大到连皇帝本人都产生怀疑的程度。
夏侯胜等人属于御用儒生，他们的批评意见已经足够尖锐，至于体制外的质疑、反对声音，则更加激烈和露骨。比如，齐地方士甘忠可创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披着黄老之术的外衣，声称汉家气数已尽，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传授给他法术，并让他取代汉朝以统治天下。虽然甘忠可终因“罔上惑众”罪被处死，但他的这套说辞却在民间广为传播，甚至在政界拥有大批信徒。
夏侯胜
等到汉哀帝即位后，由于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现象愈演愈烈，加之朝廷对民间的苛剥日甚，使得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民心思变的现象越发明显。按照谏大夫鲍宣的说法，当时的情形是“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见《汉书·鲍宣传》）。在这种情形下，质疑帝国合法性的声音再度席卷而来，而且其力度要远超从前。
当体制内外质疑汉朝统治合法性的声音汇集成一股强劲的潮流时，汉哀帝的身体也是每况日下，等到他统治的晚期，皇帝终于失去继续执政的自信心。此时，甘忠可的信徒黄门待诏夏贺良、司隶校尉解光、长安令郭昌及宠臣李寻等人向汉哀帝建议，既然汉朝的国运已经衰落，那么皇帝应当通过改变国号、年号的方式再度接受“天命”， 唯此才可以延年益寿、平息国家的灾祸。
汉哀帝通过“再受命”，想挽救汉朝的国运
哀帝“病急乱投医”，竟然就真的听信夏贺良、解光等人的建议，并于建平二年（前5年）颁布诏书，宣布自己不再称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并且更改年号为“太初”，以示改元更始，再续天命，史称“再受命”。简言之，汉哀帝为解决统治合法性危机，在避免将皇位让与外姓的前提下，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将汉朝改名为“陈圣刘太平”帝国。
然而，“再受命”后一个多月，汉哀帝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呈日益加重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夏贺良提出撤换丞相和御史大夫，让解光、李寻辅政的建议，但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此时，汉哀帝已经有所醒悟，认为自行宣布刘家气数已尽，无异于“政治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哀帝宣布废除先前的诏书，并以“反道惑众”、“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罪名，将夏贺良等人处死。
不过，夏贺良等人虽然被处死，但经过“再受命”这场风波后，“刘家气数已尽”的观点已经成为朝野内外的共识，这是汉哀帝单纯靠暴力镇压无法消除的事实。等到汉哀帝驾崩后，“刘家气数已尽”的共识被儒生出身的权臣王莽所利用，成为他数年后推翻汉朝、建立新朝的理论基础，及新的合法性来源。由此来看，汉哀帝的“再受命”举动，对汉朝来讲不啻于“自掘坟墓”。
参考书目
1.[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2.[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