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369年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是怎么回事？

就在中国力量分散并持续内斗之时，北方少数民族力量趁机南下。氏族力量集团为了壮大自己力量，纷纷与少数民族发生经济联系。内忧外患之下，少数民族渐趋南下。

公元317年，王室被迫东迁至建康——东晋开始。

西晋势力在北方全面撤退之后，于是在北方，各身份更加复杂的氏族力量粉墨登场，他们或依世族大姓的支持，或部分地收罗民间流民，或依附于少数民族支持，纷纷建立了政权，但最主要他们都体现了氏族政权的特征，最终前秦王符坚“表面上”掌握了大范围的政权。

公元383年，符坚在鲜卑拓跋族已大范围深入农耕地区雄踞北方的情况下，贸然统率一支庞大却鱼龙混杂的军队（内中有各氏族集团力量存在，以慕容氏为最）南下攻打东晋，由于各集团力量不能统一调度，事实上，各集团心怀叵测、首鼠异端，在淝水，前秦军队和力量比较集中且指挥得当的东晋军遭遇，一触即溃，其内部各集团乘机反水，前秦政权迅速瓦解。

这一战争的胜负，更加验证了我关于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权）的紧凑与强大程度直接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推论，当然，国家的综合实力还受到内在的思想统一程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思想观念的统一比社会结构的紧凑更加重要。

我们从这一战至少可以看出苻坚这人没有战略眼光——后有强敌如芒刺在背，内部实力集团林立，虽然其军队数量极其庞大，但是一旦失控那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乱局，在这种情况之下苻坚由于内部力量分化而战争失败。

于是，一直坐观格局的拓跋部以少数民族的迅速风格，全面南下，不久就平息了群龙无首、元气大伤的北方各氏族力量，建立北魏政权，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一直到公元589年才由隋文帝杨坚完成全国的统一。

在前秦符坚之后，北方各氏族力量已开始走下坡路，南方也是。

拓跋部本来是游牧民族，乘中国各派争斗之际而进入农耕地区。少数民族简单的社会结构相比氏族政权能更迅速地进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状态，只需要按照其社会结构进入固定的田地即可。北方在各氏族旷日持久的拼夺过程中，早已农业凋敝，地广人稀，所以以拓跋氏强大而集中的权势所到之处，抵抗一触即溃。

然而，拓跋部似乎并不想长久居住于此，各实权人物并不想大量占有土地，土地由中央统一支配，政府统一迁移民众耕田并递交赋税，于是，公元485年均田令的颁布有了切实的基础。486年划分了乡党邻里的行政单位，由地方长官指派负责者，以防止氏族插手而再次大量占地，保证了均田令的实施。

历史就是如此令人惊讶，此时的北方竟然再次呈现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局面——中央集权国家的低层建构（自给自足农耕生产的经济基础）粗创而就。所需的只剩一个相配套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的高层建构（集中的皇权及执行机构），以与如此低层建构发生实际而紧密的联系，而完全构建中央集权社会结构。

可是，这样的一个高层建构（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终究没有形成，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拓跋部权力阶层的整体观念没有改变，也不想汉化，后来实权派杀死皇帝。

好不容易准备就绪的、可观的中央集权社会的低层建构，却没有同时形成的高层建构所覆荫和配套——中央集权社会的经济层面已经准备就绪，但是相应的皇权机构却不能建立，这个契机一经错过，一切都得到重新洗牌。北朝重新陷入当权者的权力拼争涡流，继而分裂。

长时间的斗争，必会使各个集团失去力量而趋向消解。从北魏起，政权更替中战争的范围明显缩小，有时只发生于争权双方内部，对民间的惊扰明显降低，这对全国范围内民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间小自耕农户生产逐渐形成并发展。

东晋建立后，王室与官僚集团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处在与北方一元农耕经济不同的多元经济地域，传统的中央集权社会的政权管理模式无法有效适应实际的经济现状，这与东吴有些类似。而政权之所以能长时间存在（公元317年——420年），主要原因是有北方力量的威胁，使得氏族各方面力量相对集中。然而前秦符坚在淝水战败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感迅速消解，于是明争暗斗开始加剧；又因如此的政权状况无法适应经济现状（即使政权机构整肃，以自给自足农耕经济为着眼点的中央集权社会管理理念都无法适应多元经济地域，何况各氏族集团各自为阵），终使东晋政权瓦解，公元420年，刘裕的宋政权代替了司马氏的东晋政权。

面对多元经济现状，南方更替的政权机构始终不能适应并与之有效联系——这要待于政府权力机构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着后面牵涉的是整体思想文化的转变——深入研究过这方面的人应该知道，思想观念的转化是最难的。

在当时，各利益集团利益各异，统一的政令始终无法有效实行；各种物产的生产制造更多呈单线交递——大多没有进入中央政权机构，而是豪族世家。豪族世家广储粮食、宝器及各种财物，而中断财富的流通，被动于承受财富，而不使其交流，也不投资以使财富增值，经济不能持续发展，所以多元经济始终不能形成交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