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得最惨的唐代大诗人是谁？历史要一分为二地看
他叫宋之问，《旧唐书》描述他被赐死时的情节十分凄惨：“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决。’使者许之，而之问慌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乃饮食洗沐就死。”既描写了宋之问怕死的表现，吓得汗流浃背，来回踱步，连家事都没有办法安排了，也间接说明了他被处死的原因乃是”负国家“。
宋之问画像
宋之问，字延清，名少连，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初唐著名诗人，与沈佺期并称“沈宋”，与陈子昂、卢藏用、司马承祯、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并称”仙宗十友“。看这名单，都是唐代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大文豪，宋之问与他们相提并论，可见必定是才华横溢。
宫廷诗人，文坛领袖
宋之问身世并不显赫，他出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大致公元656-712年），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王朝之一，当时文风正盛。他的父亲宋令文多才多艺，“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耳濡目染下，宋之问从小文采出众，《旧唐书》说他“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出其右者”。收录在语文课本中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真实地刻画了他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言浅近，意颇深远，描摹心理，熨贴入微，没有丝毫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学而优则仕，公元675年，年纪轻轻的宋之问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公元681年，他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变成了宫廷诗人。公元690年，宋之问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家世低微的他对此感恩耀荣，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下官心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
他作为枪手，在宫中为武则天、太平公主以及后来的安乐公主代笔，为这些附庸风雅的权贵们写了不少靡靡之词，这期间他作为文人最高光的时刻应该是下面两次。
唐代文人吟诗作对图
一次是在武则天时期，武则天爱好文词乐章，宋之问以学士之职，因文学言语被她欣赏，出入侍从，礼遇尤宠。有一天武则天游洛阳龙门，命群臣赋诗，上官婉儿主持，并以第一名完成者获赠锦袍为奖励。一位名叫东方虬的大臣率先完成，他兴冲冲地拿走了锦袍。可他还未落座，宋之问也完成了他的《龙门应制》，洋洋洒洒，文辞华丽优美，诗中对武则天歌功颂德，说什么“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武则天看了宋之问的诗后，认为文理俱佳，并大声朗读给群臣听，众大臣听后”左右莫不称善“，于是武则天命令上官婉儿将东方虬的锦袍收回，转赐给了宋之问。“龙门赋诗夺锦袍”成为千古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旧唐书》：“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
另一次是在唐中宗年间的一个正月三十，唐中宗在皇家园林昆明湖大宴群臣，他率先垂范赋诗一首，然后让群臣唱和，又让唐朝第一才女上官婉儿当评委。上官婉儿也真是热衷于组织这样的活动，又一次站在高高的彩楼上，看完一首扔下一首，诗稿像雪片一样飞落，楼下的大臣们则默默地捡起自己的诗稿。最后，只剩下沈佺期与宋之问的了，上官婉儿沉吟片刻，抛下沈佺期的诗，宋之问再次夺冠。沈佺期诗中写“微臣雕求职，羞睹豫章材”，说我是一个不成器的人，看到别人的佳作，自愧不如；而宋之问写的《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是“春豫灵池会，沧波帐殿开。舟凌石鲸度，槎拂斗牛回。节晦蓂全落，春迟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烧劫辨沉灰。镐饮周文乐，汾歌汉武才。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上官婉儿评价说：“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气已竭，宋尤健笔。”
宋之问不仅作为宫廷诗人在朝廷名声斐然，从《宋之问集》与《全唐诗》所收作品来看，他对当时的体裁多能把握，且运用娴熟，佳作名句也留世不少。比如“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诉友情，“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喻高洁，“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表离别，“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湖”绘胜景，“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抒愁肠，都是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
宋之问身上还有一个“因诗杀亲”的轶事，说他因为一首《白头吟》（又名《代悲白头翁》）的诗而杀死外甥刘希夷。这诗本来是刘希夷写的，诗中有两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让宋之问赞不绝口，就想让外甥将此诗让给他，刘希夷最初答应了，可不久后又反悔。于是宋之问恼羞成怒，命令家奴用土袋将外甥活活压死。这个故事大概率是后人往宋之问身上泼的脏水。
《新唐语》：“诗成未几，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
《刘宾客嘉话录》：“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
首先以宋之问杀人动机存疑，他是当时的诗坛魁首，擅长五律，还是七律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诗词路数与刘希夷不同，刘是乐府民歌，且“体势与时不合”“不为所重”，诗坛地位相差悬殊，宋之问才华卓著，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兴完成一首42句、286字的长诗《龙门应制》，而刘希夷一生蹉跎，终生布衣，因此他没有必要因诗杀人。北宋魏泰曾说：“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处，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而夺之，真枉死也。”而明代的李攀龙则说得更直接：“《代悲白头翁》本非其佳处，而俗人专取之。五、六尤卑。”
再有关于刘希夷的死因。记载宋之问杀刘希夷的几本书都是如《唐新语》、《唐才子传》、《刘宾客嘉话录》之类的笔记小说，作者记录街头巷尾的故事加以渲染，如同冯梦龙编排夏姬梦中遇异人传授采补之术一样，基本没有可信度。而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旧唐书.刘希夷传》说他“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并没有说这个“奸人”就是宋之问。
宋之问终其一生，没有在仕途上做出多少贡献，最大的官也不过是鸿胪主簿、越州长史、太原尹之类；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文上，他在诗文上的成就不因为他其他的品格问题就被否定。他和沈佺期在创作实践中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使格律诗的规则更趋细密，使五言律诗的体制更加完善，同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七言律诗，并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他是律诗的奠基人之一！
宋之问画像
拍马钻营，人品低下
自古文人都讲究一个风骨，要有文人气节，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样高风亮节为后世景仰。而宋之问的人品的确不怎么样，完全不像一个文人该有的样子，因此才会有“杀亲夺诗”这样的屎盆子往他头上扣。
唐朝喜欢钻营、溜须拍马的文人不少，和宋之问同期的就有沈佺期、阎朝隐等，但宋之问被人诟病的原因是他做人做事毫无底线，一生为名利钻营，忘恩负义、不择手段，最终不得善终，于是众人拍手称快！
武则天时期，宋之问以青年才俊的身份进入仕途，他本可以凭真才实学大展拳脚，可他却偏偏选了一条谄媚之路。对于他来说，文才乃是他拍马的工具，他经常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诗来奉迎武则天，逗其开心，因此才有诗词史上的奇葩“应制诗”，而宋之问也因此被任命为尚方监丞，不久又进入奉宸院（奉宸院就是武则天的后宫，里面尽是武则天的面首）。宋之问“伟仪貌，雄于辩”，也羡慕张易之兄弟的威风，就写了一首艳诗给武则天，梦想也成为张氏兄弟那样的人，诗中说“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可武则天却以一句“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拒绝了。他不仅谄媚武则天，连武则天身边的男宠张易之兄弟也是拼命巴结。不仅代为写诗讨好武则天，甚至为其“奉溺器”，哪里还有做人的尊严？
《新唐书》：“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
公元705年，神龙政变唐中宗李显继位后，宋之问得到了人生第一次教训，被贬到泷州（今广东罗定）参军。他没有悟到做人的道理，因为受不了苦，于公元706年就偷偷回到了洛阳。他不敢公然露面，幸好友人张伸之伸出援手，将他藏在自己家里。当时韦后勾结武三思秽乱后宫、专权乱政，很多有志之臣都看不下去。一天深夜，张伸之与驸马王同皎密谋刺杀武三思，不巧被宋之问偷听到了。他觉得自己邀功请赏的机会到了，赶忙将消息通知了武三思，导致张伸之和王同皎满门抄斩，他也被封鸿胪主簿，再次进入政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卖友求荣，历来为人不齿，而宋之问做起来毫无愧色，可谓无耻之极！
《旧唐书》：“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家，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
再次当官的宋之问，又把当初谄媚武则天的那股劲儿用到了太平公主、安乐公主身上，他第二次诗坛夺冠就是在这一时期。公元710年太子李重俊政变失败后，他还为身死的武三思的妻子捉笔写了一篇《为梁王武三思妃让封表》，为武三思歌功颂德、鸣冤叫屈，说什么武三思“颇读圣贤之书，夙知止足之分”，“久谋谦退，人所未知”，要皇帝“表其赤松之节”。他的行为让太平公主感到恶心，以“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让唐中宗将其下放至越州长史。
《旧唐书》：“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谄事太平公主，故见用。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下迁汴州长史，未行，改越州长史。”
唐隆政变后唐睿宗登基，宋之问因为“狯险盈恶”被流放钦州，后来又流放到桂林，直到唐玄宗上位后将其赐死。第二次流放之时，他已有悔意，或许他也料到此次在劫难逃，其诗句中也流露出“朝夕苦遄征，孤魂长自惊”，“丹心已作灰”之类的感慨，可惜他做的丑事太多，没有人愿意原谅他，以致于他的诗都“流布京师，人人传讽”，唐玄宗也对这个人品低下的伪君子深恶痛绝，直接下了杀手。
宋之问诗作《游云门寺》
结语
熙熙攘攘，皆为名利。宋之问一方面才华出众、文采斐然，为后世留下不少绝世佳作，虽然他作为宫廷诗人期间诗文多靡靡之音、拍马之作，但在流放途中写的一些诗内容充实，意境深远，颇有清新之意。他的诗属对精密、音韵协调、词采绮丽、对仗工整，对律诗体制的定型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他一生追名逐利，人生既无远大抱负，又缺乏高尚的人格，一生都未能走出个人荣枯宠辱、悲欢离合的狭小范围，因此其声名地位远不及同时代的陈子昂，也不及后来的李白、杜甫，反而因自己低贱的人品受尽后世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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