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历任节度使的变化，都是因为朝廷的主动更换、任命
唐朝时期，历任节度使的变化，都是因为朝廷的主动更换、任命——根据自广德元年（763年）到中和三年（883年）历任河东节度使的人选以及任期情况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结束后，自广德元年（763）辛云京担任河东节度使开始到乾符五年（878）曹翔担任河东节度使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河东节度使对于唐中央都是绝对服从的。
历任节度使的变化也基本都是因为朝廷的主动更换、任命。并且多位河东节度使在任期间曾参加平叛战争，帮助唐中央讨伐内部叛乱、抵御北方民族入侵。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马燧、王锷、范希朝、裴度、刘沔、康承训、郑从谠等人，这一时期河东藩镇不仅是唐王朝有力抵御外敌的北部屏障，河东兵将等也都非常忠心，唐中央也就牢牢掌控住河东地区。
乾符五年（878）到广明元年（880）不到两年的时间，先后有五人担任河东节度使，分别是曹翔、崔季康、李侃、李蔚和康传圭，其中曹翔和李蔚皆死于任上，崔季康和康传圭被叛军所杀，李侃主动卸任河东节度使。
直到郑从谠再次担任河东节度使之后，对于军士赏罚分明，并且自择幕僚，“京师士人比太原为小朝廷”，河东镇才暂时稳定下来。可以看出，这段时间河东藩镇并不稳定，天下局势动荡不安。这跟乾符年间发生的黄巢起义密切相关，黄巢起义声势浩大，“陷汝州，虏刺史王徐，又掠关东，军官加讨，屡为所败，其众十余万”。
农民起义使得唐中央陷入被动局面，各地藩镇趁此机会更是蠢蠢欲动准备自立为王，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此时也在代北地区谋求生路。乾符元年（874）黄巢起义爆发后，唐朝从此时开始出现明显的藩镇林立的状况。
待到唐僖宗朝时，唐朝俨然已经四分五裂，李昌符占有风翔，王重荣盘踞蒲州、陕州，李克用占据太原、上党，朱全忠则把汴州、滑州据为己有，还有诸葛爽、孟方立、秦宗权、朱宣、高骈等人都依仗自身实力据有唐朝原有领土的一部分，且他们“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唐中央再也控制不住各藩镇，而河东藩镇也从此阶段开始滋生出以沙陀为主的河东势力。
二、沙陀势力在河东的发展
沙陀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曾经生活在我国的西北部，《新唐书沙陀传》中记载，“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据此我们可以得知，沙陀原属于西突厥处月部，是突厥在西域的一个小分支。永辉二年（653），因归附于唐朝的阿史那贺鲁叛乱，唐朝多次出兵。但由于沙陀部族没有参与此次叛乱，唐把原阿史那贺鲁的领地授予沙陀管理，“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
此时沙陀拥有了治理一方的权力。但咸亨元年（670）吐蕃在西域开始大肆扩张，攻破了安西都护府。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受到重创，国力大不如从前，唐德宗即位后派使者与吐蕃缓和关系，主动交好，并在此次战争之后唐朝正式承认了吐蕃对陇右道的控制，此时的沙陀正处于陇右道的金沙洲，这就意味着在此阶段沙陀被动地接受了吐蕃统治。
贞元年间沙陀又归附于吐蕃，迁徙到甘州之后，由于沙陀军的勇猛，吐蕃“常以沙陀为前锋”，在依附于吐蕃的这个阶段内沙陀不断在战争之中磨损着自己的实力。元和三年（808），回鹘在与吐蕃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也是在这时吐蕃开始怀疑沙陀对其的衷心程度，因此沙陀为了部族的生存与发展，朱邪尽忠与朱邪执宜来到灵州请求归顺唐朝。
元和三年（808）沙陀跟随节度使范希朝安顿在盐州，朱邪执宜任府兵马使。范希朝镇守太原后，沙陀得诏全军随其前往。大和年间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朱邪执宜统领云州、朔州治下的十一个府，用来防御唐朝北部边境，唐王朝任命朱邪执宜为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属于河东节度使。
沙陀内迁之后不再是侵扰唐朝边境的侵略者形象，变成了防御吐蕃、回鹘，保卫唐朝北部边疆的防御者形象。虽然此时仍受到河东节度使的管辖，但沙陀在代北已经开始慢慢形成由沙陀、萨葛、安庆组成的“沙陀三部落”。朱邪执宜死后，其子朱邪赤心即位。
开成年间党项侵犯河西，回鹘内乱，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后其侄子刘稹接手他的兵马，唐朝想趁此机会控制潞州，但刘稹不从。唐朝决定讨伐潞州，派朱邪赤心领代北军前去，朱邪赤心带领代北骑兵讨平潞州之后，担任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大中初年（847），吐蕃、党项联合回鹘进攻河西地区，沙陀被派去讨伐吐蕃，获胜后朝廷升任朱邪赤心为蔚州刺史、云中守捉使，沙陀的势力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沙陀部族虽然数次为唐朝出征讨伐，但唐中央对于沙陀部族在政治上的部署始终都是一州刺史，隶属于河东节度使管辖。沙陀军出征，也要受其他军队的节制，通常受河东军管辖。因此即使朱邪赤心升任刺史，但仍旧没有在实质上掌控河东地区，这无疑对沙陀部族在河东发展的形势不利。
三、农民起义的影响
直到咸通九年（868），唐朝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不断取得胜利，唐朝军队在镇压叛乱时节节败退，庞勋之乱使得混乱的唐朝内政更加岌岌可危。唐朝廷任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军使，命朱邪赤心率领三千名骑兵跟随康承训讨伐庞勋。康承训在涣水遇上伏兵，在包围中几乎要全军覆没，朱邪赤心率领五百名骑兵将康承训救出，“赤心勒劲骑突贼，与官军夹击”。
讨平庞勋后朱邪赤心因有战功升任大同军节度使，赐名李国昌，记入唐宗室属籍。从前沙陀籍官员所任职位都是刺史、军使之类的，但此次讨平庞勋之后开始任节度使。在唐朝节度使是长期统帅士兵的，因此朱邪赤心在管辖的地区上也比之前扩大了，他作为节度使管辖方镇，而方镇包括的地区“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
除了拥有了兵权，节度使还拥有所治地方的行政权和财政权，沙陀部族摆脱了从前在河东地区受他人管辖的桎梏，开始在河东地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
乾符五年（878），云州牙兵哗变，李克用此时杀了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并且还上奏朝廷，请求唐王朝任命自己为大同防御使。同时李国昌希望唐中央授予其父子二人振武、大同两个藩镇，“诸将列状以闻，请授皇旌钺，朝廷不允，征诸道兵以讨之”。但朝廷不仅没有准许李克用的请求，反而认为李克用背叛了唐中央。派遣军队去攻打李克用，期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占据云、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诸部，南侵忻、代”。
唐廷派大同川吐谷浑赫连铎攻取云州，唐僖宗任命他为大同节度使攻打李国昌所率领的沙陀部众。乾符六年（879）唐僖宗令昭义李钧驻守代州，幽州李可举同赫连铎一起攻打李国昌，当时天降大雪李钧兵败死于军中。但此时由于黄巢起义的影响，唐朝廷没有把握完全攻克李克用等人，只能暂时先任命李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企图先稳定沙陀部族，但李国昌没有接受。
唐王朝随后命当时的河东节度使崔彦昭攻打李国昌，但由于唐王朝深受起义困扰，沙陀部族势力庞大，这次征讨依旧没有成功。广明元年（880）沙陀军队进攻太原，《旧唐书》记载到，“前帅窦辩、李侃、季薪相继以重臣镇并部，皆不能遏”，之后康传圭被杀，沙陀军气势更盛，一时之间“人不聊生，沙陀连陷城邑，朝廷难以择帅”，沙陀勇猛的战斗力使得唐王朝一时对其没有办法。
广明元年（880）六月，唐王朝再次派兵攻打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这次唐王朝派出了代北行营招讨使李琢、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的赫连铎等人带领军队，攻打李克用所占据的云州。这次李克用没能再取得胜利，其手下的高文集、李友金、撒葛都督米海万以及安庆都督史敬存等人都“以前蔚州款于李琢”。
至此李国昌兵败，与李克用等全族投奔鞑靼，唐王朝重新取得河东镇的主导权，河东在郑从谠的治理下变得稳定起来。关于李克用绞杀段文楚这件事有多种原因和说法，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沙陀的势力逐渐庞大，李克用对于河东地区的野心逐渐显露。这次事件的主谋者之一李尽忠说过:“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
总的来说，此次事件之后河东开始形成割据状态，以李克用为首的沙陀部族开始在河东地区显露实力。河东势力不再完全受唐王朝控制，沙陀也成为了其中一份子，但河东地区依旧属于唐王朝的管辖之中，唐王朝任命的河东节度使仍旧是河东地区实际上的统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