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南北朝-寺院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压迫
寺院都占有大量的土地。无论国家兴造寺院，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以供养僧众。
魏孝文帝“兴造大中兴寺，置中兴寺庄，稻田百顷并以给之”（《释氏通鉴》卷五）。梁武帝于钟山造大爱敬寺，以寺侧良田八十顷施寺（《梁书•皇后传•太宗简皇后王氏传》）。
隋文帝曾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释氏通鉴》卷六）。立寺赐田，这大约是当时的通例。
土地之外，寺院还有其他财产。梁武帝于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梁书•诸夷传•扶南国传》）。
善男信女都向寺院施舍土地，施舍钱财。有钱的人是“糜费巨亿而不吝”的（《晋书•何充传》）。
寺院也使用各种手段，向人民敲诈夺取土地财产。
北魏任城王澄上疏，就说“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魏书•释老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是社会福利机关，兼作社会救济事业。
北魏设有僧抵粟，它原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歉收年月贷给贫民。
《魏书•释老志》称：“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抵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北齐武平六年，大水为灾，人民饥馑。北齐后主特诏寺院救济流亡（《北齐书•后主纪》）。
富足的僧人，也出私财救济贫民。如南朝宋时僧人道猛用每月由宋明帝那里得来的三万钱，救济贫民。（《释氏通鉴》卷四）。
南北朝后期，寺院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北魏的僧祇粟，就成为高利贷息的资本。
宣武帝永平四年诏：“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魏书•释老志》）
佛法平等，佛寺却是不平等的。
僧尼本是按内律不许私蓄财产的，但事实上却是蓄有财产的。
僧尼可以接受社会上的供养和施给财物。大和尚往往接受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供养。
僧侣世界按照世俗世界的面貌来塑造他们自己。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构成寺院中的贵族阶级。
他们是寺院财产的掌管者，实际上就是寺院财产的所有者，他们居僧官高位。
他们除受寺院内僧众，寺院依附民和寺院奴隶的服役和供养外，有时还接受朝廷赐予的租税和人员。
南燕主为太山竺僧朗建神通寺，给二县租税（《释氏通鉴》卷三）。
宋明帝对沙门道猛“月给钱三万，令史四人，白簿二十人”（《佛祖统纪》卷三十七）。
又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及车舆吏力。
南齐高帝对沙门玄畅敕蠲百户，用充资给。
僧智于天台建寺，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用供薪水。
一般僧众，按佛教内律是不许掘地耕田的。
但事实上僧尼大众，许多是参加寺内田园劳动和其他杂役使的。
北周释道安《二教论》说：“或垦殖园田，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广弘明集》卷八）
僧众是既参加农业劳动，又经商作商贩。
寺院依附民户所受的剥削压榨，甚至比俗界农民所受的还要重。仍以北魏僧抵户为例。沙门统昙曜曾于承明元年奏请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管事的都维那僧暹等违反成旨，任情追求役使，致使五十余人自缢或溺死。
残酷的压迫剥削，激起了僧众的反抗。
北魏后期，从孝文帝时始，接连不断有几次僧人领导的暴动。
兹据《北史•本纪》列出如下：
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谋反。
太和十四年（490），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
宣武帝水平二年（509），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永平三年（510），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
延昌三年（514），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
延昌四年（515），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大乘余贼复相聚攻瀛州。
从公元481—517年，三十多年间，僧人领导的暴动就有七次之多。
魏明帝时，任城玉澄上疏，深切地指出佛教教会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危害。
他说：“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魏书•释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