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统治时期，山东进士做出哪些贡献？
元朝继承唐宋以来选官制度，继续开设科举，同时在科举上又有所调整，其中最突出的分为左右两榜，以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有利于理学的推广和少数民族的汉化，同时大省区定额分配制直接影响到后来明清科举。
今山东地区处于北方中原地区，在元代属中书省管辖，是元代“腹里”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其四等人制来看，山东地区的居民大多为“汉人”，属科举中的“左榜”；寓居在今山东境内的蒙古、色目人，则参加所在行省“乡试”，然后进入试礼部“右榜”。
元朝开科十六次，共录取进士1139人，其科举进士人数远不及汉唐，与后来明清科举亦不能同日而语，但元朝恢复科举对于鼓励人们读书以及蒙古、色目人的汉化，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山东经历凋敝、复兴、发展三个阶段。
元初，战争消弭，北方地区重归宁静，各地百废待兴。
之后，山东政区的重新建立，税收刑法的重新划定，南北运河的进一步发展，孔儒思想的与时俱进，地方学校与官学的增设，使山东地区打开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元初到元中期，山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已重新走上正轨，而山东地区的发展也是整个国家发展的缩影。
俗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国家来说，社会发展到新程度，统治策略会发生改变，而元朝重开科举制就是最为明显的表现。通过科举考试，山东地区涌现了一批为国效力的臣子，他们在元中后期政治中积极活跃，为元后期朝廷政局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由于元代科举文献较为稀少，方志对于进士的记载错误较多，往往误将“乡贡进士”视为进士，导致各方志对元代进士身份的记载真假难辨。
通过对元代文献及明清方志记载的考述，目前可确定为山东籍贯进士大约有75人，另外尚存疑待考的约有19人左右，此外还有误题为山东进士的。就全国各地来看，元代山东进士人数已经比较高了，这也是与山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
至元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已经形成，全国人口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因此江浙行省的名额分配是最多的，山东地区名额分配上仅次于江浙行省，总共有三十四个名额。蒙古人、色目人的名额之和基本与汉人名额相当，设有东平区和山东宣慰司两大考区。
元代山东进士在元朝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山东进士是元朝官僚队伍的重要补充源之一。元代科举规模有限，由此走上仕途的官员人数不多，仅占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
但科举恢复以后，确实选拔一批杰出人才，也推动文化发展和理学的传播。除汉族士人参加科举之外，一批蒙古、色目人迁入山东地区，弃弓马而事诗书，接受汉文化，并由此走入仕途。
这些进士出身的知事官僚，他们在仕宦和学术上均有成就。其道德、操守也为人称道。或者参与编撰国史和前代正史，进行文献整理，留有大量著述；或者出守郡县，发展学校，整顿吏治，忠于职守。
在山东境内进士中，最为突出人物的是张起岩，蒙古状元普颜不花亦有卓越功绩。他们作为知识型官僚，忠君为民，品性纯良，吏治仕宦成绩显著，受到地方人民的称赞以及后世的表彰。
山东进士在政治实践、政治业绩、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为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增添的新的色彩。从政绩来看，山东进士表现突出。
元仁宗恢复科举的意图是“得真儒之用”，整肃吏治。
元代吏治问题突出，恢复科举之后，这些进士出身官僚群体，进入仕途后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如张起言、王思诚、盖苗等在朝中敢于建言，刚正不阿，在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工程、处理朝廷事务等方面都各施己能。
从文化建设来看，这些进士走上仕途，最初担任州县佐官，或者进入翰林国史院，参加国史和实录的编纂，张起岩、王思诚等参与宋、辽、金三史编纂，还撰写本朝列传史书，制定朝廷礼仪。
任职地方，多以兴学为己任，修建孔庙和学校，编定地方文献。同时，整治当地陋习陋俗，兴教化，使当地风气焕然一新。从职责来看，大都尽忠职守，持有良好的品行。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评论：
“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
元末政治腐败，导致各地农民反抗、起义不断。在农民战争中，这些官员能够尽忠职守，王思诚、孙撝等人英勇作战，以身殉国。元亡后，入明为官者，仍继续忠于职责，施展才能。从学术和文学创作来看，山东进士留下大量诗歌、文集。
其中李好文著有《端本堂经训要义》，又集历代帝王故事，吸取经验教训先后编成《大宝录》、《大宝龟鉴》，这些书籍对于教导统治者为政具有重要意义。
《元诗选癸集·癸之丙》收录了大量李好文、王思诚的诗歌，这些诗歌表达了山东进士内心的情感，丰富了他们的人物形象，也反映了山东进士的文化素养。
元代山东进士为整个元朝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元代儒学有了新的继承和发展，元代进士的从政理念渗透着儒家思想，山东进士作为元代进士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元代进士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山东进士在政治实践、文学成就方面都带有地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