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皇位继位与扬州民变，两者有何关系？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攻破京师，崇祯帝投缳自杀。而自李自成的军队围攻北京城之日起，京师就与南都诸臣失去了联系。
由于南北相隔，音讯不通，此时南都诸臣尚且不知道三月十九日北都沦陷之事。
四月初一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翰林院掌院詹事兼侍读学士姜曰广等南都诸臣仍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
之后不久，四月初八日，北都沦陷的消息经由运河传至淮安府，此后很快消息便由淮安府传递至了南都。而此时摆在南都诸臣面前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新君的拥立。
明廷皇位继承危机与福王拥立
由于北都沦陷，崇祯帝身死，太子、二王下落不明，崇祯帝的直系继承人不知所踪，亦未有指定继承人。
事出突然，因此如何选择崇祯帝的继承人，在南都诸臣中则是一件颇为棘手之事。这在明代历史上也无旧例可循。
明代前后共十六位帝王，其中大多数是正常的父死子继，帝系在父子之间流转，而仅有的五次例外依次是：懿文太子突然去世，朱元璋传位于皇长孙朱允炆而非其余诸子；朱棣起兵夺其侄朱允炆的帝位；土木之变，英宗仓猝被俘，诸臣拥立其弟郕王即位；武宗正德皇帝无子，其堂弟兴献王以藩王身份为帝；熹宗无子，崇祯帝由信王入登大位。
上述五次非父子间的帝位流转，除了朱棣兴兵夺位以及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之外，其余均可谓有典可依：懿文太子朱标卒于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同年八月即册封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将其作为继承人培养。
嘉靖以及崇祯帝的即位则均是得到了遗诏的确认，并由内阁诸臣公布天下，其正统性毋庸置疑。
上述这些情况尤其是正德、天启年间新君拥立的旧例为南都诸臣提供了借鉴：即当正常的皇位流转不能通过父死子继的方式进行时，则从其血缘较近的一支藩王世系中进行考虑。
当时的情况虽然一定程度上与正德、天启年间相似，即旧帝亡故无子，但实际上又有所不同：
一方面，正德与天启帝明确是由于绝嗣而被迫从外藩中考虑继承人，而崇祯帝则有嗣，太子、二王俱在，只是由于战乱而不知所踪但也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凶问；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即无论嘉靖帝还是崇祯帝，其继位是得到遗诏确认并由内阁大臣首肯颁告天下，其正统性源自于先帝遗诏，而崇祯帝仓促而亡，并没有颁布遗诏，临终遗言也仅有“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等数语，并没有指定明确的继承人。
加之三月十九日城破，内阁诸臣或死或降，南都诸臣虽为留都，保留有六部，但就所谓旧制上亦不具有宣布新帝继位的正当性。
因此，当时南京诸臣议立新君，是一种事急从权的行为。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正是这种天崩地裂之大变局，且无完全一致的旧制限制，才给议立新君的南都诸臣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崇祯帝系下诸皇子由于京师陷落，下落不明且光宗系下已绝的情况下，伦序最近者即神宗系下诸王：“神宗八子······永思王常溥，母氏无考。”
若以伦序长幼来看，除光宗外，神宗系下诸藩王中以福王为最长，其所立次序应当为最先。福王朱常洵万历二十九年封为福王，其封地在洛阳，但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才就藩。
当时淮安府除了有福王外，还有潞、崇二王以及周王世孙，一时间诸王云集。而神宗系下其余诸王，如瑞王朱常浩时在重庆，而惠、桂二王避兵在广西梧州。因此正如顾诚所言，无论是伦序上还是地理上，福王朱由崧均占有明显的有利位置。
定策之争与扬州民变的爆发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拥立福王是最佳选择的当口，南都诸臣对于福王的拥立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正如前文所说，明代皇位的继承中主要是以父死子继为主，若无子嗣，则一般以遗诏为依据，由内阁公告天下。而这种情况显然与崇祯十七年四月南都诸臣所面临的情况所不同：一方面事出非常，无完全的传统旧例可依；
另一方面则是伦序以及地理上福王均占有明显有利位置。正如前文所述，在崇祯十七年三四月间，正是时任淮扬巡抚的路振飞与王燮二人的严防死守，才保证了淮安府的安危，路振飞的政治品格以及能力应是毋庸置疑的。
而在关于新君的拥立问题上，他从当下时局出发，认为福王是最合适者。不过，当有人建议他拥立福王至南京时，却遭到了其拒绝。
一方面，他认为所谓“拥立”之事，应该交由南都诸臣定夺，他必须待南都议定之后才能动身；另一方面，他也可能预计到南都诸臣在拥立福王一事上存在分歧，因此担心万一“奉王入而彼不纳”，会出现内讧。
路振飞预感到，若其拥立福王而南都诸臣不纳，必然会出现政治危机。后来事态的发展亦如路振飞所料，南都诸臣的首选并非福王。
南都诸臣果然以所谓事出非常，“应以社稷为重”“中兴之辟，非守文继体可办”等理由，拒绝拥护福王。
实际上，南都诸臣所主张的“弃福拥潞”路线，并非是由于潞王真的贤能有声，而是出于东林党人自己的私心，实际上，在南京陷落之后，诸臣主张拥立在杭州的潞王监国，但潞王不仅加以拒绝，而且很快便在杭州投降了清军。
由此可见，潞王并非贤能之主，所谓的潞王贤声，更多是东林党人所建构的一种社会舆论。就南都诸臣尤其是东林党人而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大不韪拥立潞王，舍弃看起来较无争议的福王，更多是出于万历以来的政治宿怨。
但实际上这种操作则导致了更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的时局变化，也印证了郑氏预见的正确。
此外，正如郑氏所言，如果舍弃福王，那么福王又该如何处置，“死之，抑幽之耶？”很显然，舍弃福王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作为当事人的福王，大概也明白若潞王得立，他的安危恐怕亦难保证。
因此，福王“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主动向当时南窜的总兵高杰以及刘良佐联系，寻求得到其翊戴。一路南奔而下的福王，并没有机会与高杰以及刘良佐等人发生直接关系，而实际上主导此事的应该是凤阳总督马士英。
如前所述，一路南下逃奔而来的高杰等军，早在这年二月便派人前往寿州与马士英商议，并得到马士英的允许移驻徐州。高杰此后由徐州南下途中，因淮扬巡抚路振飞的阻挠，被迫取道凤阳，而此时的凤阳总督就是马士英，取道凤阳的高杰，必然会与马士英产生联系。
而刘良佐，其时亦在马士英辖区内。因此，由马士英出面联合诸将拥戴福王，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了。实际上马士英亦有此政治考量。先是南都诸臣议定人选时，姜曰广即已经遗书马士英问其态度，而马士英则早已联合四镇诸将私翊翼戴。
一方面驰檄福王，请其亲贵暂勿进南京，以免落入南都诸臣之手；另一方面结合南都内勋贵诸臣，共立福王，并以兵锋威胁不附者。
至此，可以说，拥立之争已定，南都诸臣自觉兵力不敌，只得被迫接受拥立福王这一既定事实。至此，南都诸臣在新帝拥立上完败给马士英及江北诸将。
福王自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城后，便一直辗转飘零，其南下淮安即是与潞藩一同而来。相较于同行而南的其他藩王而言，福王实属落魄。
当时南下而来的周王，在路过淮安时尚且有横财赏予他人，而福王则是“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从行田成诸人，布袍葛履，不胜其困”，一派凄凉的景象。
可以想象，当时落魄的福王，在得到马士英以及诸将的青睐后，势必会有所允诺，以得到支持。
正是因为马士英与诸将在拥立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加之福王手诏的默许，诸将得以藉“定策之功”肆行劫掠，而扬州作为江北繁庶之地，遂成为了诸将志在必得之地。
可以说，定策事件使得诸将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坚定了诸将欲入扬州剽掠的信念。而这正是我们在考察扬州民变时所必须注意到的地方：
表面上它是一场由南逃诸将与地方士民之间围绕入城所引起的矛盾冲突，但进一步深究可知其实质上更是与弘光政权建立之初的定策之争紧密相关，扬州作为福王与诸将“带砺共之”的政治许诺，在福王渡江登极后，自然成为了诸将心中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