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后金两次大捷，4岁小孩被封伯爵，袁崇焕却被迫辞官
在袁崇焕短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里，天启六年（1626）正月一定是个转折时刻。他带领明朝军队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锦州大捷后，明熹宗欣喜若狂，在嘉奖谕旨中说：“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滑稽的是，这位木匠皇帝又称，“宁锦之捷制胜折冲，皆受厂臣秘画”，把一切功劳竟都算到了阉党身上，自魏忠贤以下，凡数百人，与宁锦战役有关无关者全部受赏、升迁，魏忠贤年仅4岁的侄孙也被封为伯爵，简直荒唐之极。偏偏只有这次战役的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却仅官升一级而无恩荫，实在看不过去的兵部侍郎霍维华（魏忠贤的外甥女婿）请求以己荫让与他，也受到切责“不谙事体”。结果，袁崇焕只能在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熹宗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写道：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这样一位刚刚督师辽东17个月（从天启六年三月担任辽东巡抚至天启七年七月辞职），两挫后金大军的功臣，却因为在宁锦之战中拒绝执行朝廷让他救援锦州的命令（袁崇焕认为皇太极是要围城打援），此刻在明朝的官方话语中，却变成了“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
“暮气”出自《孙子·军争》中的“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一句，比喻不振作的精神状态和疲沓不求进取的作风。当时袁崇焕不过40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阉党误国一至于斯。不过袁崇焕本人倒很平静，悄然返回岭南家乡，途中还写了一首诗，内有“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之句。大概他本人也很清楚，自己迟早是为阉党不容的。
韩爌
这是因为袁崇焕科考那年的主考官就是东林党领袖韩爌，按照明清士林的习惯，袁崇焕就算是韩爌的学生，韩爌为老师，亦称“座主”。在党争严重的明末，这层关系是建立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虽然日后袁崇焕并未被正式视为东林党人，但他与东林党人走得甚近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他本人就对自己未被列入东林党而感到深深遗憾：“愧我榜中无姓氏，芳名不得共千秋。”
不过，东林党人在政争中失败，或遭谗或被撤或入狱的时候，袁崇焕却安然督师关外。一方面，这是因为明廷上下“不独文官缩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视（山海）关门为死地，视总兵（为）死官”，都说只要能守住关门半年，便成“良将”，就会得到越级提升。袁崇焕竟自愿驻守关外，自然是朝廷所乐见——毕竟总要有人去抵抗后金的进攻。
另一方面，袁崇焕也在不情愿地交结魏忠贤。袁崇焕有位好朋友名曰阎鸣泰，“两人深相结而欲互相犄角，实互相生也”。跟魏忠贤同为北直隶（今河北）老乡的阎鸣泰攀附阉党，一路升迁，于天启六年（1626）当上了蓟辽总督。在这一时期，袁崇焕的一系列升迁均紧随阎鸣泰之后，后者大约在帮助袁崇焕取得魏忠贤的信任上出力不少。于是，朝廷（即魏忠贤）一度也对袁崇焕非常倚重。譬如袁崇焕与总兵满桂不和，请求将其调离，朝廷马上批准；袁与时任蓟辽总督王之臣意见不合，朝廷立即将王“加衔回部”，而将其所辖“关门兵马”，“具听袁崇焕调度”⋯⋯
魏忠贤影视形象
袁崇焕对于当时魏忠贤的赫赫权势应当也是了然于胸。为争取在边务问题上同魏忠贤保持沟通联络，袁崇焕曾主动请求充任监军的内臣太监纪用出镇关外。天启七年（1627）四月六日，就在皇太极大举进攻锦州一个月前，袁崇焕还投其所好地对“九千岁”称功颂德，并请为魏忠贤在宁远建生祠。这次上奏是由阉党蓟辽总督阎鸣泰领衔，辽东巡抚袁崇焕是仅次其后具名的——要知道，“建祠”和“称颂”这两项，日后是作为崇祯皇帝“钦定逆案”入案主要证据的。
但两者的短暂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那次事后被证明在战略上大大失策的议和行动。这次议和，就像袁崇焕自己说得那样，“幸而厂臣主持于内，镇守内臣、经、督、镇、道诸臣具有方略”，无疑是得到魏忠贤首肯的。结果随着后金趁机征服朝鲜后辽东战略形势变得逐渐不利，先前支持议和的魏忠贤为逃避责任，遂授意河南道御史李应荐奏称: “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项因狡虏东西交讧，不急援锦州，此似不可为该抚解”，这一赤裸裸地将议和失策的责任推到袁崇焕身上，所谓“款，魏忠贤意也，诿过崇焕耳！”局面发展到这种地步，本来就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的袁崇焕或许也只有称病辞职这条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