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尚清谈而耻实务，这些人对历史有何贡献？

首先，名士们的好空谈，是和魏晋的政治状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曹魏篡汉和司马家族杀皇帝，都让名士们感到了政治的无常，儒家宣扬的大道在现实面前，那么的不堪一击，高压的士人们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

他们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文学，乐曲，甚至丹药的炼制上，从哲学的角度考虑，魏晋是春秋以来一个人文主义思想爆发的年代，人们对自然和世界的道理进行了重新的思索，连鲁迅都认为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

另一方面，魏晋那些拥有绝佳的政治资源，天生就是统治阶级的名士们，分不清楚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让秦汉以来严谨的华夏哲学风格，过于的浪漫感性了，这些空谈者们，很快的让华夏民族陷入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他们尚清谈，在感性的浪漫道路上，有些走的太远了。

一．清谈的实质和产生的原因

1．清谈：政治上的逃避

士人们积极地投入政治生活，从先秦开始就是华夏大地知识分子的宿命，春秋战国的纵横家，刘邦建立汉朝的超强幕僚团，到三国各个阵营的谋士，士人们投身到政治生活中，为了自己和家族的未来下注，是士人人生轨迹的常态，他们深信天道和君恩。

但是东汉的党锢之祸，桓灵二帝的天下大乱，曹魏篡汉，和司马家族灭魏过于的血腥残暴，让很多士人的政治梦想破灭，一下产生了逃避的感觉，士人们由于门第高贵，一生下来就衣食无忧，不再把精力投注在政治上，而是放在了清谈和养生等方面。

2．清谈：一种无言的反抗

清谈也并不是从开始就耻实务的，从郭泰到西晋初年，空谈都还和具体的政治事件，具体的政治人物想联系，但是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加入政治博弈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很多士人都对无休止的尔虞我诈产生了厌恶，谈论玄学，谈论道家，谈论养生，实际上成为了他们无言的反抗。

清谈并不是孤立的，他是名士们生活态度的一部分，看看剩下的部分吧，酗酒，服药，都是一些追求感官刺激的爱好，从魏晋开始，士人阶层从民族的高度考虑，已经堕落了，他们沉迷在不进取，不做官，不做事上，自己在幻想和现实之间，给自己加上了一道铁幕。

3．清谈：一种自我保护。

西晋名士的风格转换，嵇康的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嵇康之前，名士还敢谈论朝政，他死之后，清谈彻底成为了空谈。名士们也许都有这样的考量，现在天下污浊，正是独善其身的时候，我不与权贵为伍，也不与权贵为敌，才是浊世生存的良策。

从这个方面考虑，爱好清谈的名士，其实也是魏晋以来，逐渐昏暗的政治生态的受害者，士人阶层天生就是官僚阶层的后备力量，士人们随口一些评语，可能带来的都是一场政治上的风暴，那么如此看来，名士爱清谈，也不能一味责怪名士了。

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崇尚清谈，名士们爱好玄学带来了一次人文主义的革命

1．春秋之后的人文主义革命

士人们把目光从昏暗的政治上转移到了自然，世界的本源等问题上，对于风光山水的喜爱，在魏晋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魏晋从政治，经济，百姓的民生来讲，是一个充满了绝望的年代，然而从文化上来说，他居然是后世不少文学，乐曲流派奠基的时代。

人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清谈者们对于道家理念的欣赏，最终带来了对自然的喜爱，山水风格，田园风格的诗词，在这个阶段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他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文学现象。

清谈者们探寻着人存在的道理，寻找着人性的真谛，寻找人类本性的觉醒，从这个角度考虑，清谈者对于中国哲学，已经以哲学为基础的所有人文科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崇尚个人魅力的时代

清谈者们，魏晋的名士们，虽然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考虑，就是一群废物，但是他们注重体现自我价值，率性而为，也算是给秦汉以来死气沉沉的华夏人文精神，注入了一些清新的空气。

魏晋南北朝，北方胡人南下，汉人在东北亚地区千年的霸权受到根本的挑战，这是一个看来危机重重的年代，但是王羲之的书法，阮籍的乐论，王叔和的脉经，陆机的文赋，在文化的领域，大量和秦汉文化气质不同的作品，如如雨后春笋一般涌了出来，他大大的丰富了华夏人民心中的内涵。

3．清谈的名士们奔放的人文成就，成为了隋唐甚至到宋的，民族力量精神层面重要的组成

唐诗的瑰丽，宋词的清丽，作者们的很多哲学思想，都是在魏晋这些清谈者们的作品中寻找到的哲学基础，名士们对于道家的推崇，让这种古老的哲学再一次的迸发出了炫目的光芒，并且在名士们的眼中，和儒学有了很多共通的地方。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更是就音乐的本质，和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了一番辩论，他是唐朝音乐盛行的哲学基础，他把艺术从人性的角度彻底的解放开来，让艺术不再是某种哲学思想的附庸。

三．清谈者们最终让华夏面临了千年的至暗时期

1．高位者的空谈，有百害而无一利

哲学家们做哲学家的工作，政治家做政治家的工作，清谈在嵇康，阮籍之间展开，自然没有不妥，但是西晋司徒，司空王衍，司马越最信任的大臣，每日只是清谈，对君王百姓的危险置若罔闻，那自然就是极大的，对民族的犯罪了。

王衍这样的人，满口虚幻的大道理，在被石勒俘虏以后，不想着成全名士的节义，反而劝说石勒为帝，推崇老庄之学，又分权让族人掌握权柄，这样政治家不是政治家，文士不是文士的草包，才是民族的悲哀。

要不卑鄙奸滑，做个历史上的反面教材，也便得不到这许多唾骂，满口假大空的道理，拖着千万民众陪葬，这样的人，胡人都不屑于搭理，被墙推倒砸死，算是遗臭万年了。

2．空谈不是推卸责任

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不是没有遇到过危难的情况，每次巨大的灾难前，都有无数的英雄站出来，成为民族的脊梁。而这些英雄，大半都出在士人阶层，为什么到了西晋末年，国家混乱了如此之久，却没有一个真正能力挽狂澜的人出现呢？

笔者认为，空谈其实已经在此时，阉割了我们民族一种昂扬的精神，清谈者们一味重视人文精神的迸发，却没有看到，对于民族来说，生存才是更可贵的，一味追求归隐，田园风光，虚无缥缈的玄道，最后国破族亡，又哪里还有什么小家存在的余地。哪里有什么田园诗词，有什么寄情山水。

让哲学家去空谈，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们是应该热心于实务的人，关心百姓的数量，仓库存粮的数量，城防的坚固，从民族的意义来讲，是另一种浪漫，人文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面，他需要一个坚强的载体来承载，一味投入到哲学的虚幻中，难道看不到希腊民族的命运吗？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也是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清谈，他们的躲避现实世界，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是一种痛苦的回避，汉以来政治斗争越来越残酷，斗争失败者的下场越来越让人绝望，做为官僚阶层天生的后备力量，士人阶层开始明哲保身了。

作为顶级政治家的士人们，如果沉迷于空谈，对于民族国家来讲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嵇康这样的人，有风骨，有思想，空谈又对世事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呢？民族强盛的秘诀就在于，不同的人做该做的事情，嵇康的清谈，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利的，王衍的空谈们，则是对民族的犯罪。

爱好清谈的士人们，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反而解放了思想，人文主义精神的二次迸发，为唐宋文化繁荣打下了哲学的基础，魏晋的士人，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道理，不能为了惧怕去抗拒时代赋予个体的职责，一个政治家沉迷于清谈，只能说明他是一个软弱的逃避者，这样的人，对历史是没有丝毫的贡献的。

参考资料;

《晋书》

《五代史》

《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