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时期，朝鲜王国围绕是否“内附”于明朝所引发的党争
一、壬辰战前朝鲜的党争现象
朝鲜的党争始于宣祖八年，围绕吏曹铨郎一职，士林内部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了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以及与沈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金孝元居住在汉阳城东的乾川坊，而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被称为东人党，而沈义谦居住在西边的贞陵洞，因而以沈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被称之为西人党。
西人党多为李珥及曹植的门人，属于畿湖势力，东人党由李滉及徐敬德的再传弟子为核心的岭南势力构成。宣祖八年，朝鲜政局发生了变动，东西两党对峙的局面最终形成。壬辰战争发生前，“郑汝立谋反事件”和“辛卯年世子册封事件”又成为了东人党分化的契机。
郑汝立受李珥引荐进入朝堂，万历十二年（宣祖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李珥去世。郑汝立由西人党逐渐向东人党靠拢，郑汝立被推举为弘文修撰后曾“入对经筵,诋斥朴淳为奸邪魁首，李珥为误国小人，成浑党奸陈疏,欺罔君父”。义州牧使徐益曾书“臣伏闻郑汝立於筵中进攻李珥，遂及朴淳、郑澈……此事他人可也，汝立不可也”，因为“汝立本李珥门下士也”。
后郑汝立被罢官归乡，“而泼等相继伸救,每拟三司之望,上终不用,虽外官亦不落点,汝立忿恚愈甚”，李泼等东人党人士虽为汝立发声，但郑汝立终究未能为官。归乡之后的郑汝立广泛结交各个阶层人士，创立了大同禊。
随后“黄海道观察使韩準、载宁郡郡守朴忠侃、安岳郡守李轴、信川郡守韩应寅等上变书言：‘前修撰郑汝立谋叛’”。朴忠侃、李轴、韩应寅均为西人党，西人党抓住了“郑汝立谋反事件”向东人党施加压力。生员梁千会曾上疏发表“论郑贼与朝绅密交某某云,乃李泼、李洁、金宇颙、白惟让、郑彦信、崔永庆等也”的言论，崔永庆被诬陷而惨死狱中。
郑汝立谋反事件之后，西人党在郑澈的带领下势力极盛。日后在东人党的分化中，郑澈打压东人党的行为以及崔永庆惨死之事加速了东人党分化。
朝鲜宣祖二十四年（明万历十九年），柳成龙与郑澈商议世子册立问题，当时宣祖的大妃懿仁王后朴氏并无所出，宣祖偏爱与仁嫔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李山海的儿子李庆全收买了信诚君的舅舅金公谅。金公谅诬告郑澈扰乱后宫，陷害王子。信诚君之母金嫔，为了保护信诚君，背叛了郑澈以及西人党。此后郑澈果真在经筵之中提议立世子，宣祖训斥郑澈，李山海对一切了若指掌。
以此为契机，东人党开始批判郑澈，为“郑汝立谋反事件”中被下狱致死的崔永庆申冤。后郑澈被罢职，先后被流放到明川、晋州、江界等地。后来就如何处置郑澈以及西人党的问题，东人党分化。
世子册封事件后，郑汝立谋反事件中崔永庆惨死狱中之事再次被提及，两件事叠加，最终导致东人党出现分化，形成了主张仅驱逐郑澈、肯定他党存在的南人党和主张将西人党全部驱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党。
朝鲜历来的党争传统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朝堂之事事无大小，均会成为政党间彼此攻击的舞台。随着壬辰战争爆发，国家外患滋生，党争在朝堂之上并未停息，此时党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宣祖“播迁”和渡辽“内附”的问题上。两种关乎王朝命运走向的主张，与此时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
二、南人党与西人党争论“内附”事件
随着“播迁”地点不断变化，对“内附”事件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各个党派的“斗志”。此时对于辽东“内附”事件争论的落脚点便在“播迁”地点的选择上，因为“播迁”地点以及“播迁”方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宣祖是否有渡辽“内附”的可能性。
最早提出辽东“内附”建议的是李恒福，但此时李恒福属于无党派官吏，直到光海君当政时期，李恒福才逐渐成为西人党领袖。在六月一日临津江防御失败的消息传入朝堂后，渡辽“内附”问题再次被提及。廷臣皆言：“欲渡鸭绿，则一渡之后，无复可为。”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宣祖国王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议。
此时党派攻讦的焦点在“播迁”地点的选定上。播迁地点的选择与辽东“内附”关系密切，因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宣祖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点提出了如下想法：
宣祖国王和李恒福认为，如若渡辽“内附”计划确定，那最好的播迁地点便是与明朝辽东地区一水之隔的义州地带。当宣祖一行人马出发前往东坡馆之时，曾询问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认为“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宣祖对于李恒福提出的由义州“内附”之事表示赞同，甚至在柳成龙等人攻击李恒福时，宣祖为维护李恒福，公开表示“内附本予意也”。
南人党分为两种意见，一是以柳成龙为首的党人，他们对于“播迁”以及“内附”之事坚决反对。柳成龙提出两点反对意见：一方面柳成龙认为“今东北诸道如故，湖南忠义之士不日蜂起”；另一方面认为“君虽从死于道路，不过为妇寺之忠。
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谁能收拾？”此时南人党成员金诚一在组织义军活动，南人党成员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旦“内附”，民心、将心涣散，便再无复国可能。
此外，出于私心，柳成龙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下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南人党成员柳成龙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内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道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
而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此地，对此尹斗寿提出三点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则退住之处，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器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州，赴诉天朝，以明仍贼入寇之说，上也。
远向江界，集诸郡之兵，婴城固守，则可支一二月，事急则江界下游即鸭绿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国宽甸堡，二也。咸兴形势，臣所备谙。城大而低，四面无险，欲召士兵，则北虏必乘虚入寇，欲向南道，则道路险绝，未易等过，贼踵其后，必成围困，此决不可行也。
尹斗寿曾担任过平安监司，而平安道与咸镜道相邻，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尹斗寿对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镜道咸兴的地形之时，有理有据，且十分具有说服力。
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和郑澈坚决反对“播迁”和“内附”。当宣祖问及郑澈江界的情况之时，郑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来，此是穷边苦寒之地，风土极恶，粮道难继”，同作为西人党成员的尹斗寿赞同郑澈此言，尹斗寿认为播迁江界后将“无以号令”。在识破宣祖和李恒福的谋划以及参考严重的战争形势后，尹斗寿一改前态。
他提出可往江界与宁边，表面上消除了宣祖疑虑，暂时性的满足宣祖辽东“内附”的愿望，实际上是满足西人党利益之举。江界和宁边均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斗寿曾在此积累了不错的势力，同时江界也曾是西人党领袖郑澈的流放之地。
因此，此地为西人党势力优势区。宁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一来宁边与咸兴之间有通行的道路，越过宁远，便可到达咸镜北道，此计使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再无反对的理由。
同时咸兴可通往义州，满足了宣祖欲渡辽“内附”的愿望。而后播迁地点选定为宁边，这实际上契合了西人党的战争策略。
六月八日，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日宣祖离开平壤，向宁边进发。十一日到达肃川，十二日到达安州，十三日到达了宁边。到达宁边后，君臣开始讨论今后的战争战略问题。
此时有三种方案：死守平壤、辽东“内附”、抵达江界进而向咸镜道方向继续“播迁”。此时只有西人党成员与宣祖进行君臣抗争，因为此前南人党成员柳成龙在接待明朝来的林世禄，并未参加此次讨论。
此时在朝堂之上，西人党一党独大，独力与宣祖进行谏诤。因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前被派遣留驻平壤，西人党成员十分信任尹斗寿，因而在此次君臣谏诤中，西人党全体成员均不再赞成渡辽“内附”，均主张等待平壤消息，如若平壤失陷，出奔北道，继续“播迁”。
西人党成员郑澈对于尹斗寿十分有信心，曾表示“临津则贼为主，我为客，平壤则我为主，贼为客矣”，认为平壤可守。郑澈以为平壤尚且可守，即使平壤失守，国家依旧有存身之地。为此，郑澈重提先前被自己否定的播迁之地“江界”，为此来表示对于“内附”的反对。
西人党成员崔兴源同样认为“贼势若挫，则北道可往”，同时崔兴源提出了如若“内附”的几点顾虑：一是宗庙社稷无处安放；二是如若明朝不接受同时遭受倭寇夹击定会无法应对；三是辽东人心艰险。
此时宣祖数次与大臣展开辩论，仅宣祖与李恒福赞成渡辽“内附”，宣祖曾言“与其死于贼手，无宁死于父母之国”，甚至宣祖不惜提及安南国旧事。
宣祖认为“赴辽，非但避难。安南国尝亡其国，自为入朝，天朝发兵送之，安南国得以复国”。一来明朝“抚藩字小”，定不会置朝鲜于不顾，其次此行不专为“内附”，此事与清兵相联系。
最终结果便是宣祖一行奔向义州，为赴辽准备，世子光海君则往江界，进而抵达咸镜北道。此议一出，宣祖便抛弃了反对“内附”成员，令领议政崔兴源等与光海君一同侍奉宗庙于北道。
“播迁”义州、“内附”明朝的风险极大。一是此时的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朗，明朝对朝鲜仍有嫌隙，明朝是否会接受尚不能得到准确答复。二是，一旦“播迁”义州便相当于要抛弃国家，届时民心动荡不安。
三是，尚有可“播迁”之地。四是，义军活动取得成效，加之南人党成员李舜臣的海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出于各党派意见不一，无法调和。但是面对惨烈的战况和激烈的党争，宣祖的“内附”之举无疑却又是应对形势的非常举措。
三、总结
自战火染指朝鲜之初，朝鲜的党争愈加活跃。随着国土不断被倭寇践踏，宣祖出于现实利益衡量，带领少数廷臣不断北上“播迁”，任命世子光海君设立分朝，带领人民奋勇抗战。而自己则在“事大”于明的原则下，进行“内附”，实际上是对当时局势的正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