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力量变化，看唐王朝的兴衰，解析府兵制在唐朝历史中的作用
事实上，果真如此的话，人类社会断不可能进步，作为古代人类社会载体的王朝也不会存在。因为压迫一旦产生，就等于播下矛盾的种子，长此下去必然遭来反抗。纵观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原因莫不如此，而老百姓无一例外地爆发出了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所以古代的军队设立，一直没有在主观上偏离初衷，这也是国家意识下军队对社会的基本责任。
为了组建与管理数目庞大的军队，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兵制便应运而生。纵观历史，以唐朝府兵制最为完善、丰富详实，最具代表性。但府兵制的优越性也不能保证唐朝的久盛不衰，恰好是府兵制的废止昭示了唐帝国从兴起到危机四伏，直至衰微的强烈信号。
府兵含义及发展历程
府兵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即作为对国家分配耕种土地的一种回报。简单说，就是国家将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分配给农民，农民被置于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不能随意移居，反过来，农民必须给国家缴纳租庸调制（税制）及杂徭，或是以服兵役的方式代替。均田制的政治理念就是在保证人人有田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提供兵源。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的命运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之一出现瓦解则会导致全盘崩溃。
卫士——府兵的实际称呼
府兵制雏形可以追溯至三国时期的都督府，后经西魏发展，隋唐时期达到完善。隋唐时期，在全国设置“府”（军府，类似于三国时期都督府）这样的单位（军团），以此来集结兵力，隋朝为“鹰扬府，”唐朝命名“折冲府”。综合军府的分布而言，隋朝时的比较分散，而唐朝趋于集中。
隋朝时期，炀帝为实现宏伟的国家战略构想，将原来集中设置在关中地区的军府扩展至全国各地，以获取更多的兵士。同时，隋炀帝将兵府以“鹰扬府”命名，并形成以“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鹰击郎将)——校尉——府兵”为传达形式的命令系统。“郎将”虽是军官，但不能主导军事动向，只是负责将皇帝命令直达基层。随后，隋炀帝以庞大府兵为后盾，亲率百万雄兵，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开启远征高句丽之役，结果伤亡惨重。可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征战高句丽失利的原因很复杂，但强行征集起来的府兵本身缺乏战斗意识、士气低下，不能发挥该有的作用是重要因素。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结果是，使他精心打造的府兵全线崩溃。于是，伴随失败的同时，壮心不已的炀帝又重新招募起一支叫作“骁果”的部队，以此作为军队的中坚力量。“骁果军”由府兵体制中漏网的各地精壮及京城恶少、无赖等人组成，他们在得到出人头地机会的同时，全家被免除了赋役，并且因战功可获得晋升奖赏。
影视作品中的骁果军形象
以隋朝为鉴，唐太宗重建府兵制时，将占总数四成的军府集中在了关中（即京师长安）附近，其次以洛阳、太原再向周边递减，以此形成拱卫京师之势。另外一方面，唐太宗汲取了骁果军的优点，以鹰扬府体制为依托创立“折冲府”作为府兵制的基础单位。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时，唐朝以前朝为蓝本的府兵军事体制创建完善。
唐朝府兵的组织形态
府兵共设十六卫。其中，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都掌管府兵。而左右千牛卫为皇帝的左右护卫，左右监门卫者负责京城诸门警卫，各卫的长官都称大将军，但不统领府兵。
折冲府是府兵制的柱石军府、基础单元，分上、中、下三个等级府，设置于州县，最大限度地靠近兵源。折冲府由掌管府兵的十二卫管辖，每个卫辖四十至六十个府不等。最初上府统兵一千，中府八百，下府六百，后来每府又追加二百名。唐朝共设折冲府约六百多所，因此推算唐朝前期的总兵力为六十万人左右。
折冲都尉是折冲府的长官，属下依次为果毅都卫——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火长——卫士（府兵）。
府兵的来源及职责
府兵（卫士）一般是从普通地主、下级官员子弟和有一定资产的农民中挑选。挑选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二十岁为入军府兵的年龄，六十岁后免除兵役。一旦成为府兵，他们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冬季农闲之时进行军事训练，其军事任务主要是到京师轮流宿卫，其次是戍边，再则是征战。
一、宿卫。宿卫又称上番，过程如轮班制。中央一共有十六卫，其中十二位拥有直属的军府。根据与京城的距离，如五百里之内的话就分为“五番”，各“番”每隔一个月(三十日)换防一次，轮流赴京城执行警备任务。
二、戍边。由于军府直属中央各卫，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无论多远都应该番上。但中央会介于长途跋涉而带来的沉重负担而灵活对待，即驻防在边境附近的军府，与其长途跋涉到京城宿卫，倒不如使其把守边关更为重要。所以诸如设置西北边境之地西州(吐鲁番)的四个军府，兵土们虽然名为“卫士”，实际上却没有赴京城“番上”，而是专心于区内的“镇戍”及“烽堠”等的防卫。
三、征战。担任府兵的本人不纳租调，不服徭役，但征战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国家有需要时，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府兵执行军事任务时要自备：弓一张、矢三十支、胡簶（箭筒）、横刀、砺石（磨刀石）大觽（大刀）、毡帽、毡装行滕（绑腿或者军靴）等一般武器和衣装等。若作战立功，可授以勋级，或提拔为武官。勋级分十二等，不同数量的勋田可以根据相应的勋级得到。
府兵的调度属性
皇帝握有府兵调遣、征发权。但遇军事行动时，皇帝通常先与宰相等重臣议定，再降制敕于兵部，兵部据教发符契到有关折冲府请兵，折冲都尉和州刺史共同审查符契真伪后方可发兵。另外，出征作战率兵的大将军由皇帝临时委派，军事任务结束后，将归于朝、兵散回府。皇帝通过府兵制度，从组织系统和征调制度上将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
另外，折冲府的设置呈内重外轻的局面，便于中央能迅速调集重兵，在军事力量上保持强大，好比离家近的子女更便于照顾亲人一样。府兵日常管理由十二卫承担民部签发征调的军令，而将帅却又不能长期握兵在手，从而防止了大将专权生变。由此可见，府兵制“兵农合一”，省钱、高效、科学、合理。但这种府兵制是以均田为基础的，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它也必然遭到破坏。
府兵制下的南北衙禁军及其发展
唐朝十六卫各司其职，在外，十二卫辖制下的府兵轮流宿卫、戍边、征战；在内，宫城之南驻屯有南衙禁军，宰相相可以奉敕调遣武将和军队，在宫城北面的禁苑内驻屯北衙禁军，归皇帝直辖，宰相无权插手。北衙禁军主要由随李渊起兵入关的河东“义兵”组成，数目有三万人。李渊加以“元从禁军”荣号，驻守于宫城北门，父老子代，“称父子军”，由左右屯卫辖管。南北衙禁军互为表里，珠联璧合，保障宫城的安全。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为充实加强北军，开始设置骁勇善战、长于骑射的左右屯营“飞骑”。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守卫宫北门的左右屯营脱离左右卫而独立，不久改称左右羽林军，左右羽林军“飞骑”也取代了原有的左右屯营“飞骑”。此后，唐高宗为进一步充实左右羽林军，不断招募、选拔身强力壮，精于骑射之士。
而左右龙武军在组建左右羽林军的过程中也得到发展。它的前身是太宗从左右屯营“飞骑”中挑选出在游猎时进行护卫的御用士卒，号“百骑”。此后，这支北军声势壮大，成为皇帝的护身符而代代承继，武则天朝为“千骑”，中宗朝为“万骑”，直到玄宗时从左右羽林军中独立出来。此时，“左右万骑营”与左右羽林军平行并举，正式建立左右龙武军号，合称天子的“北门四军”就此诞生。
府兵制的衰驰的前奏
唐高宗及武则天时期，将主要的关注点转移到内政方面，因此唐朝对于边境的控制出现弱化。如此一来，西北的突厥和吐蕃、东北的契丹便得到了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机会而逐渐强盛起来，并以此积攒起了与内地对抗的实力，唐朝边疆遂狼烟不断。
唐前期疆域图，浅黄色为羁縻区
面对此民族的蠢蠢欲动，唐朝及时作出战略部署，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其领地内设置都护府，以军事力量震慑之；另一方面为其部族首领授予唐朝的官职，给予部族自治权。这种政策被称作羁縻政策。在羁縻政策发挥作用的时期，唐朝一身轻松，无需在边境上驻扎很多军队。但短暂的安宁并不代表长久安定，遇到冬天而眠的虫子也不会长睡不起。仅仅数十年后，过去的系统已经捉襟见肘，唐朝边境防卫破绽百出。所以，唐朝只能重新采取措施，以维持宠大帝国的屹立不倒。
一、唐朝逐渐后撤了漫长的国境线，取代之前的镇戍制，重新设置了“军”、“城”、“守捉”、“镇”等防御据点，并分别配备了数千甚至上万的兵员及战马。其后又增加了“军”、“城”的数量，到开元末年时扩大至四十余“军”、四“城”、十“守捉”、四“镇”。为了统辖这些急速增加的军事据点，于是节度使粉墨登场。节度使的设置始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天宝年间，玄宗“审时度势”，在边设置了十个军区长官，即范阳、平卢、河东、朔方、河西、安西、北庭、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
二、玄宗统治初期，由于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崩溃，政府兵源枯竭。随后，原府兵也开始大量逃亡，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改革兵制迫在眉睫。开元十年(公元722年)，玄宗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招募壮士担任宿卫，免赋役征行，共募行十ニ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彍骑，代替番上宿卫的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官府发给资粮，从此宿卫兵士皆由招募而来。
唐玄宗李隆基
三、玄宗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开始招募征戍的士兵，即在诸军镇设置兵防健儿。情愿担当健儿长驻边军者，每年除常例奖赐外，官府还供给田地屋宅。因长驻边疆，也称长征健儿。地方上则设置团结兵，招募富户强壮的人充任，免除征赋，服役期间发给本人口粮酱菜。团结兵由地方政府征发入军，主要任务是协助防守边疆，或共同防御、战事结束后，随即遣返回乡。
上述做法，都是在减轻负担、确保稳定的兵员的前题下实现保境安民的策略，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即便这样只不过换回昙花一现的安慰，因为在表面上看起来繁花似锦的玄宗时代的背后，社会底层的阶层分化正在加剧进行，农民逃亡及流离失所现象越来越普遍，要想振兴彍骑及府兵制可能微乎其微。这样一来，在军府名存实亡、已经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府兵，如鸡肋一般遂被冷落衰驰，同时也传递出了唐朝盛极而衰的信号。
府兵制废止的原因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但是随着唐朝社会矛盾的加剧，均田制遭到了破坏，理想意义上的“兵农合一，亦兵亦农”的府兵制开始动摇。因为受田日渐减少的农民既便同意被招募入军府，但自备资粮武器成变不堪承受的负担。于是农民只能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度遂告瓦解。其次，府兵地位越来越不被尊重，当权者错误的“本末倒置”思想大大行其道，也是它逐渐被瓦解的原因。
唐初，府兵为政府所重视，待遇丰厚，参加征役者都可得勋级，征役死亡可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继承给子弟。可后来，先前用以吸引富家子弟的官品、勋级、赏赐、勋田不能兑现，而且战死者也无人问津。更致命的是随着与吐蕃、南诏的战事不断，征募戍边加剧，原来规定戍边的府兵三年轮换，后来延至五六年，甚至变为遥遥无期。诗人杜甫的《兵车行》就描绘了天宝年间府兵所受的征役之苦：“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裏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连接年征战的结果是精壮全被充军，只剩下老弱病残孤守荒园，而官府还一如既往地向家属催租通债。另外，征战之苦让边关将领焦虑燥动，他们不敢向朝廷表达不满情绪，只能将愤懑撒在戍边的府兵身上。因此，兵士像童仆一样被边将任意驱使、虐待和迫害。上行下效，流弊无穷，作为宿卫京师皇帝侍官的府兵前途渺茫。府兵身份一落千丈，富家子弟不再愿意充军。他们或逃避检点，或雇人替代，兵役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而贫苦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
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既然，无兵可征战，府兵制成为一纸空文。
府兵制废止对唐朝的影响
兴亡存废是每个古代王朝的固有过程，而府兵制的终结，也预示着唐朝衰退期的到来。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因为军府已无兵可交，唐玄宗遂宣布停止使用征调府兵用的“鱼书”，府兵制宣告废止，折冲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征兵权限遂被取消。
至此，始于西魏的狭义府兵制的使命退出唐朝的历史舞台。稍感慰籍的是，军府没有马上消失，军府的现役军官以及府兵们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即使在唐代后半期，在史料中还是可以见到折冲府及军府的名字，可以想像当时他们仍不绝如缕地发挥着某种作用，时不时地给那个时代平添几分失落的怅惘。
实行府兵制时唐朝的状况：
唐政府严格地本着“居重驭轻”的方针部署兵力。军府一多半集中于京师所在的关内道，遇有重大战事，另行调发，即可成兵。战争结束，化整为零，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集兵谋反。唐朝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能做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因此，中央才能保持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绝对军事优势，俯视地方势力及周边诸民族政权。
府兵制终止后的状况（节度使的影响最为突出）：
边疆长期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兵力却越来越不足。节度使大腹便便，朝廷骨瘦如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边境十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而当时全国士兵总数不过五十七万。如此一来，便形成了精锐部队全部聚集于西北、东北，而内地武备薄弱、外重内轻的状况。这与唐朝初期的军事格局，背道而驰。而朝廷直接招募而来的彍骑又多为“市人”，富者贩缯采做生意，壮者拔河、翘木为游戏，不堪作战。总之，这些兵士没有危机意识，缺乏家国情怀，只沉缅于眼前的钻营。
府兵制结束，招制的佣兵、职业兵取代了征兵制的义兵，同时府兵制的废弃使唐王朝内重外轻的军事形势出现倒置，给唐后期政治、军事格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唐朝如一个生龙活虎的壮年，极不请愿地挪移着向暮年迈进的脚步。
结束语：府兵制是支撑王朝统治的机器，然而在另一方面，其反过来又有着连接政权和民众世界的功能。土兵来自于民众，因而当他们成为士兵，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站在统治阶级一侧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促使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接近国家的作用。府兵们一方面看上去像是农民，但同时其又处于与国家权力末梢相连接的位置，因而府兵制对于国家来说是军事支柱，但同时其也是链接国家和民众世界的重要的管道。
正因为如此，府兵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表现在履行其本身作为军人的职责上，而且是社会环境中的最小单元之一，因为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起到了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府兵制的落幕的同时，也敲响了唐帝国谢幕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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