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北宋：这个制度缺陷对北宋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北宋的财政之殇到底是个什么具体情况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财政管理极为混乱，尤其是财政主管官员——计司的权力被剥夺，人为地制造混乱。
公元1001年3月，一代名相吕蒙正曾经对皇帝宋真宗汇报过这样一个情况：国家财政部门的主管官员，居然连国库的收入、支出、盈余、亏损等方面的数量都搞不清楚，这也太没有道理了吧！
不仅如此，这些财政官员中很大一部分还都是庸碌之人，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为国家济世理财，只知道消磨时光、打发岁月。
以宋真宗初年为例，户部有不少官员居然连全国有多少户籍、多少人口都不能做到心中有数。再去考问其所在部门粮食收储、财政收入的盈亏情况，这些人竟然回答说账簿丢失了。这样的管家，在历史上实为罕见。对此，宋真宗不得不下令以后三司掌管簿书，不得遗失，每年要实奏前一年的钱谷大数。
然而腐败的政局、多年的陋习又岂能是一纸诏书所能扭转得了的？就在宋真宗颁布这道旨令的第二年，又有官员举报了一个情况：辇下库务利用支出纳入的机会，想尽一切办法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为此，真宗又特设刘承、戚纶两人为都大提举诸司库务，让他们监督京城的储蓄受给状况，访案官员是否贪污受贿以及复验三司出纳之事等。
尽管如此，北宋的财政管理尚未有根本的转变，景佑年间，曾想查阅咸平、景德年间的簿书，却无从查找。
入不敷出的英宗年代，京师的富国粮仓竟有18万石大米毁坏。可见，这些财政官员们根本不晓得“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
上行下效，吏治的腐败又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担任州、县这两级政府的官吏,“多非其人”。此外，官员大肆以权谋私，上级和下级之间互相蒙骗，这种陋习愈演愈烈。
据统计，至道末年（997）全国赋收总额是70893000，但到了土地人口均增加的三十年后的天禧五年(1027)，全国赋收总额却降到了6453000，皇祐年间(1049-1053)，全国垦田数量比景德年间(1004-1007)增加了417000余亩，岁入谷反而减少了718000多石。各级官吏不仅不能忠于职守，改变税收日减的严重状况，而且还层层盘剥，使朝廷得到的税收仅占一分，贪官污吏得到的好处却是朝廷的十倍之多。
北宋各级官员贪污之风，他们采用受贿、侵吞、勒索、骗取、非法经商甚至是盗窃等种种不法手段，大搞贪腐活动，严重冲击了北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大大妨碍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同时让社会风气受到毒害，加深了阶级矛盾，引发了大大小小的各地农民起义。
由此看来，北宋在财政管理上没有一套较为健全的制度与相应的制约措施，再加之任用的官员根本不适合相应的职位，使得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匮乏，加速了北宋国力积贫之势的形成。总之而言，财政管理混乱归根结底是北宋的一种重大制度缺陷，正是这个制度缺陷对北宋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