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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毋庸置疑的是,改革变法都是对既得利益者蛋糕份额的触动,阶级固化,利益固化是自古便存在的现象,改革的必然下场,就是给自己寻找到了大量的政治对手,这些人对变法者的仇恨,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与日俱增。
其次,无论是商鞅还是张居正,变法的背后都是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可以说变法是高度依附统治者个人的政治行为,一旦秦孝公身死,秦惠公会对商鞅动手,一旦明神宗长大,看见老师府中颇有资财,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张居正便会被挫骨扬灰。
一.变法总是动了他人蛋糕
1.商鞅变法:对秦国所有勋贵的冒犯
商鞅变法中关于军功和爵位的联系,是从体系上对秦国原有既得利益者们,那些王公贵族们的打击,他不仅仅是削弱,而是用另一群人去取代现有的贵族们,商鞅触怒的是整整一个阶层,即使是秦惠公在的时候,也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才压制了王侯的反弹。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商鞅的变法举措,到了东方六国任意一个国家,都是不能成功的,秦国之所以能接受商鞅的变法,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结构相比东方六国,相对简单。
贵族的力量,相对薄弱,这才让变法受到的反弹没有那么大。商鞅的奖励军功,规定没有军功而家庭富裕的人,也不能炫耀自己的财富,这就逼着那些勋贵子弟,去战场上斩首,去战场上磨练,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比祖先的庇护更光辉的荣耀,这就让躺着就能享受的那批人,自然对商鞅产生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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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居正改革:丈量土地得罪地主,紧抓贪腐得罪群臣
张居正的改革,是对明朝畸形的财政制度的一次最后的诊治,明朝的赋税,高度依赖农业税收,而农业税收的根本,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具体数量,张居正在执行一条鞭法的时候,触动的是士绅阶层的来源,地主阶层的利益,这就从根本上,给他竖立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敌人群体,这种敌视在张居正还掌权的时候不显山露水,等到他稍微露出颓态,便给了他致命一击。张居正为了掌权,为了竖立威信,是打击了不少贪污的官员的,他做为首辅以后,明朝抄家获取的银两,开始暴增,这些贪腐的官员,背后都是科举同年朋党,他们最终成为了压倒张居正的稻草。
二.变法是高度依赖帝王支持的行为
1.车裂商鞅实为秦孝公与秦国旧贵族的和解
国家的强盛和个人的利益,并不是完全契合的,对于商鞅来说,变法大大的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商鞅对于国家的作用,在所有的法令都已经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秦孝公上台的时候,他需要旧贵族在政治上的支持,没有什么比献祭商鞅,更合理的政治举动了,于是变法者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
商鞅的悲剧还在于,做为法家理论坚定的支持者,商鞅的力量源泉在于一个公正的法治体系,而君王,恰恰是凌驾于体系之外的存在。所有人都知道,污蔑商鞅企图谋反是荒谬的,秦孝公却偏偏的以王令来讨伐商鞅,公子虔的告发,不需要证据,不需要商鞅谋反的动机,他是明目张胆的构陷,然而这种构陷背后,是公子虔早年为太子老师的时候,被商鞅处以的刑罚,依附于王而腾达的人,最后也死在了王的专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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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居正悲剧:万历对其复杂的情感
首先,张居正确实是个真正的权臣,他和皇太后的关系甚至好到了,两人公然谈论皇帝废立的问题,这是权臣的顶峰了。
而李太后,居然渴望的是一个霍光一般的臣子,相比于商鞅要通过法令来变法,张居正,却更多的是通过威权来变法。幼年的皇帝对于这个老师,这个首辅的感觉一定是复杂的,他在宛若儿子敬畏父亲一般敬重张居正的同时,本身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被张居正所威胁,他对于这个首辅的惧怕,浸淫到了骨头里,而张居正死后他的宅邸查抄的金银,不过是触发这种隐藏的逆反心理的导火索。
说一千道一万,张居正长于谋国,拙于谋身确实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注解,变法者在朝堂全身而退,即使以张居正之能也无法做到,在中国千百年的专制统治下,变法强的是国,坏的却是自己甚至子孙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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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帝王的想法与臣子想法的不同
对于帝王来讲,到底是国家强盛为先,还是统治稳固为先,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在变法可以强国,但是会动摇统治根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帝王都选择了牺牲变法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变法者的价值在于法令,而他们本身的牺牲,就是团结被他们打击的既得利益者的最好的方法,奇妙的是,这种打击过后,帝王甚至还在享受着变法带来的红利,而不用做制度上的倒退。
那么变法者们就是天生的帝国的弃子了,他们无论是依附帝王,像商鞅那样,还是威权盖过帝皇,像张居正那样,只要走上了变法者的不归路,下场都几乎已经被注定。
三.国家需要变法者,历史需要牺牲者
1.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
无论对于国家来说,还是对于个人来说,改变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较为成功的变法,就是商鞅和张居正了,他们不用悲伤,因为那些失败变法的变法者,下场也并不美妙。王莽,吴起,王安石这些变法大能,真正善终的,居然只有北宋的宰相,变法并没有让这些变法者本身得到多少实在的利益,他们在选择得罪一个阶层的时候,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是没有变法者的容身之地的。
然而秦国,因为商鞅的存在,而强大到了兼并六国,奠定了中国历史大一统的局面,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商鞅的功劳,是能上升到民族的高度看待的。明朝,也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残喘了百年,首辅的药方毕竟只能续命,而不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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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变法者的确为专断的
商鞅的专断,张居正的威权,成为了他们罪名中重要的部分,然而在古代社会,去做一件颠覆全社会共识的事情,去进行危险的政治改革,难道不需要独断吗?有多少人能在变法生效之前,看到变法带来的好处呢?
商鞅的打击政敌,张居正的威震朝野,正是变法能够成功的保证,可以说越专断变法的举措就越容易实施,而越专断,得到的帝王的嫉恨也就越大,这是一种无解的循环,最终就是国家强盛,变法者沦为了牺牲品。
3.变法者:终究是帝王棋盘的棋子
帝国的强盛,在帝王的考量中,也许并不是重要的一环,古代帝王虽然大都都有振兴帝国的考量,但是本身道统的绵延,皇家地位的稳固,从帝王心术来讲可能更加重要,变法者秉承着皇帝希望强盛国家的愿望,政治风险对于帝王来说被分担了。
强盛的是帝王的帝国,变法失败,当然一杀了之,变法成功,防止利益损失者的反弹,杀了变法者也是自身利益损害最小的处理办法,成,变法者可诛,败,变法者当诛,商鞅和张居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不过是成功一点的韭菜,被收割掉自然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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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为什么我国古代变法者的结局都如此悲惨呢?实则是因为他们是朝堂本来被分割好的蛋糕的破坏规则者,古代的政治生态中,政治权益的大头,自然被帝王获得,但仍然还有大量的权益,被群臣瓜分,变法者事实上是统治者们,或者说是帝王们放出的改变规则的武器,成功,帝王便会在蛋糕中获得更高份额,加之他们本身的地位,甚至能获得升级,从王到皇帝。失败,杀了变法者也不算大事,基本政治构造不变,也就谈不上帝王们有什么损失。
无论变法成功或者失败,无论是否在变法的时候权势滔天,其实这些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权势滔天的人,也抵抗不了生老病死,和变法者做对的集团,生命力比变法者强大的多,商鞅和张居正的悲剧,实则就是古代社会变法者的宿命。
参考资料:
《明史》
《秦史稿》
《剑桥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