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释放390名重犯回家过年，相约来年秋后问斩，结果如何？
“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李洞”
在中国古代的422位帝王中，有多少帝王使自家朝代衰落留下千古骂名，又有多少帝王开创了全国盛世赢得了百世赞誉？
一个好的帝王需要对得起臣民的忠心耿耿，需要撑起一整个国家的强盛繁荣，如此一来雄才伟略和爱民之心便缺一不可，而唐太宗李世民两者兼备。
“济世安民”，这是他名字的寓意也是他毕生所做之事。
然而就是这位英明神武的皇帝，竟把390名天牢重犯释放让他们回家过年，问斩之事则是被约定在来年。李世民为何会这样做？那些囚犯又回来几人？
为君之道，存百姓
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意思是百姓不信任国家，便不能立国。唐朝皇帝遵从儒学，在国子监里建立孔子庙堂，尊孔子为先圣，大兴儒学。李世民也是用仁政治理天下，所以其对于百姓十分重视。
《贞观政要》开篇记载：“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贞观二年，京城蝗虫成灾，太宗皇帝亲眼看到田野上猖獗的蝗虫，怒其危害百姓，同时也十分自责，因为他认为是自己的罪过导致了百姓受苦。之后李世民竟然亲手抓住一只蝗虫并将其吞入腹中，他希望以此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如此爱民之心确实值得称道，而且自那之后蝗虫也不再成灾。
又一年，全国上下多处发生旱灾、霜灾，此外还有突厥骚扰。
当时可能一匹好丝才能换一斗米，然而百姓虽四处寻找食物却依然安分守己，无人偷抢，这样的高尚情操与李世民的以身作则是密不可分的。
到了贞观年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无一人逃散，可见民众对太宗的信任，这样看来唐朝盛世实在理所应当。
同样贞观初年，李世民做了两件让大臣和百姓瞠目结舌的事情。
首先是释放三千宫女出宫。当时隋唐的战争刚落下帷幕不久，国家还在恢复阶段，国库空虚，社会生产力低下。于是太宗皇帝将三千宫女释放出宫，一方面节省了宫里的开支，另一方面为社会增加了劳动力，也为国家人口增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另一件事情就是释放天牢死囚。
为君之道，慎刑法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辰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由此可见李世民对生命的重视，要求大臣执行法务要宽大简约慎用死刑。
在李世民统治期间，若有死刑，需要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以此来避免冤狱烂刑。如此利民之举，开始执行之后便举国沸腾，人人都在称赞当今的圣上。
到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全国被判处的死刑犯已不超过400人。这一举动为仁政之举，对百姓来说是绝对的福音。
一日，太宗看到狱中的390名死囚，心生怜悯。他们作奸犯科，如果直接释放，对百姓和大臣便无法交代，但是罪人如果能悔过，岂不是利国利民？于是李世民心生一计。
他跟死囚约定好，给他们一年时间，允许其回家安顿家人，好好告别，等来年秋后再问斩。
果然，在来年的九月初，全城百姓都前来围观，想看看这场“豪赌”究竟谁输谁赢。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所有死囚都遵守了与天子的约定，来到约定的地方“慷慨赴死”。显然是李世民大获全胜，随即宣布全员赦免，一个不留。
为君之道，开赦令
释放死囚这个举动让臣民感到恐慌，担心他们继续作乱。但是李世民说过：
“百姓厌恶作奸盗窃，我按律处罚他们，处罚过重，百姓也不会认为我是残暴之君，因为于公。
百姓害怕饥寒交迫，节衣缩食。囚犯不愿忍受此种生活而触犯刑法，我施以仁政宽恕处理，百姓不会认为我徇私枉法，也是于公。”
李世民选择用道德教化百姓，直到如今仍值得我们效仿。
这件“释放死囚”之事被记载在《资治通鉴》中，也被后世所称赞。但是北宋的欧阳修却持批判的态度。他在《纵囚论》中写道：“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囚犯想：如果我们回来，太宗一定会赦免。
太宗想：囚犯一定能够回来，才会释放他们。
《纵囚论》中指出这其实是囚犯和太宗的互相揣摩造成的结果。
欧阳修批判唐太宗此举有违法度，悖逆人情，只为赢得民心，是一种治国手段。但不管是政治手段还是仁政爱民，这份特殊的恩典最终让李世民紧紧握住了民心，大唐的盛世也扬名世界。
在李世民统治期间，政治清明，轻摇赋税，休养生息，其所创盛世也影响至今，实为留名青史的好皇帝。
《贞观政要》所记载的太宗皇帝和大臣之间通篇围绕为君之道，从君道、政体、任贤、纳谏、择官、仁义、公平、俭约、儒学、务农、刑法、赦令、兴亡等方向针对为君、为国讲述了李世民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奉行俭约，从隋朝的民生凋敝到现在的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开创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此书所载不论虚实真假，其中承载的真理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今的中国在国际上已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还远远不及唐朝时的万国来朝，就让我们带着前人的智慧继续在复兴之路上前行，直到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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