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朝大学士，生前被儿子反驳，伤后皇帝曾亲临祭奠
汉代董仲舒直接将君臣、父子的联系定格为”君要臣伤，臣不伤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
可见，儿子反驳老子，皇帝为臣子祭奠实在与过去儒家的人生道德所不容，何况明清时代特别重视儒家封建思想的教化作用。
但反过来讲，既然能够接受儿子的驳斥，伤后得到皇上的驾临，则证明这个人的人品一定非常了得，在家里，推行纯正、和谐的家风；在朝廷，不卑不亢，尽职尽责，清者自清。
那么这位明朝大学士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明代武宗时的靳贵。
靳贵其人
靳贵出生于明英宗天顺八年、明宪宗成化元年（1464年），字充道，号戒庵，原籍庐州（安徽合肥），后迁徙镇江丹阳（江苏丹徒）。
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年仅26岁的靳贵先后参加乡试，会试和殿试，分别夺得第一、第二和第三，足见他才学过人，才思敏捷，由此受到朝廷的重视，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武宗出阁后，被选入东宫，掌管太子宫中图书（司经局校书），后升左谕德兼侍讲。
明孝宗退位后，武宗即位，靳贵被委以重任，升为太常少卿兼侍读。不久，靳贵辞去官职，回到老家为母亲奔丧，三年后官复原职，很快晋升为正三品礼部侍郎。
明朝宦官专权，当时正值大宦官刘瑾把持朝政，就向靳贵讨教管理朝政事，靳贵打心眼里瞧不上他，便拒绝与其为伍，这遭到刘瑾的忌恨，此后，经常找茬，为难靳贵，暗中将其官职降为光禄卿，掌管祭祀、朝会、宴乡等次要事务。
武宗得知后，坚决要求恢复靳贵的原来职务，不久又让其改任吏部右侍郎兼学士，辅佐吏部尚书管理本部事务，由于干的出色，又被擢升为礼部尚书。
正德九年（1514年），年满50岁的靳贵成了文渊阁大学士，掌管文学著作，并对朝政事务参与管理，还身兼太子太保(从一品)、户部尚书(正二品)及武英殿大学士（正一品）。
那时，武宗还没有皇子，这样皇储便迟迟难以确定，靳贵为安抚海内人心，便劝说武宗从宗藩中挑选贤惠之人置于宫中，等到皇子降生再让其回到藩王处，足见靳贵的胆识和忠心。
正是靳贵行事简重静默，对他人不轻易置评，在内阁侃侃正言，毫不矫揉造作，故而深得武宗赏识和信任。
被儿子反驳
靳贵在朝廷履职尽职，严格要求自己，回到家里还不忘督促子女努力用功，他常常勉励他们要珍惜时光，力争学有所成，成为地方栋梁。
然而每个人的智商是不一样的，就像手指长短参差不齐，虽然靳贵用心教导，奈何儿子的学业总不见长，才学平平，出息不大。
与靳贵儿子相反的是，靳贵的孙子却因勤学好问，一举考中了进士，这使得靳贵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孙子为祖宗争了光，气的是自己的儿子反倒不咋的，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儿子还不如老子，这不免让靳贵郁闷得慌。
看来，不是什么智商问题，而是功夫问题，古人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想必是儿子功夫不到家，”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才使得学问停滞不前。
所以，靳贵每每看到不长进的儿子，总要没好气地数落几句，称其为不肖之子，想通过激将法激发他锐意进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天，靳贵再一次对老大不小的儿子提出了批评，说他不用功，心思没花在读书上，没有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下儿子终于被激怒了，脸气的通红，忍不住顶嘴道，“你总是批评我，指责我不肖，其实，你的父亲比不上我的父亲，你的儿子比不上我的儿子，两代人没有一代比得上我，我到底不肖在哪里？你说，你说！”
靳贵一听儿子说的气话，觉得也在理，便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自此以后再也不去数落他了，在其看来，父亲靳瑜只做过隶属于温州府的小官，每个人的才能不一样，尽力就好。
郁闷而伤
正德六年（1511年）和正德十二年（1517年），靳贵作为翰林编修，曾主持过两次全国举人考试，也称会试。第一次会试结束后，有人举报说，靳贵家童收受贿赂，出卖考题，但靳贵默不作声，没有申诉辩解。
等到正德十二年会试时，靳贵已经身体有恙，但为了证明清白之身，他决定抱病主持考试，未曾想，对他的怀疑更大了。
那些负责监督与上谏的言官们，对他极尽嘲讽、丑化和攻击之能事，人言可畏，靳贵压力山大，万般束手无措之下，便告老还乡。
回乡两年间，靳贵饱受精神折磨，加上疾病缠身，很快体力不支，抱憾而去。惊悉靳贵离世，武宗极为伤感，便停止临朝听政，派遣大臣给予安抚厚葬。
武宗想到靳贵在世时对朝廷的贡献，决定利用南巡的机会参加他的入葬仪式。他率领一些文武官员来到靳贵住所，亲自抚摸装有他遗体的灵柩，哀痛之情溢于言表，当即要求随行大臣为靳贵撰写祭文，然而武宗左看右看，总是不如意，索性自己写了一首诗聊以祭奠，众大臣看后，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诗曰：“朕居东宫，先生为傅；朕登大宝，先生为辅；朕今南巡，先生已矣。呜呼哀哉！”
武宗之诗，全是肺腑之言，字字表达了君臣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意，对靳贵的敬重之情尽在不言中。
除了主考两次会试，靳贵还曾主持过多次其他类型的科举考试，他倡导典雅而非浮华的文风，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纵观靳贵一生，他不摆架子，平稳静谧，不为杂念所左右；静思反省，从不随波逐流，有着高度的责任心；是非分明，忠心耿耿，日月可鉴，无论对皇上、对权贵，都本着一颗良心；他俭朴节约，身体力行，所作《师俭堂》，对后世有着一定的教育意义，难怪他在皇帝、在家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这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也是其为官清廉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