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姓的式微：北朝隋唐时期西秦乞伏氏的迁徙流变与民族融合（下）
1、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正如上述乞伏氏的迁徙也一样，说到民族融合的原因，无不谈及优越地理位置，地理条件的争夺以及历史事情的影响。
乞伏氏建立的西秦主要处于宁夏甘肃地区，但极盛时期其领域也可涉及到四川一带，其自然条件虽不及当时的汉族地区，但也能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加上西秦与夏之间积累多年你争我抢的恩怨，发生地方间的战争再正常不过。
而地方大规模或者长时间的战争必然导致百姓流离失所，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大规模的境外或境内迁徙必然发生。
除了乞伏氏之外，匈奴羯族向汉民族迁徙和融合也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匈奴世代生活在广袤的蒙古高原，是典型的游牧民族。
《晋书·北狄传》中就有记载，因为受塞外水灾影响，一部分匈奴首领率手下的族人归顺晋武帝，迁居至河西故宜阳城下，后来分布范围又扩至乐平、新兴、西河、平阳、太原等郡。
公元302年，羯人所在的并州遇到严重的旱灾，同时又受到了外敌的进攻，百姓饥荒失所，最后羯人也迁徙到了河北、山东等地区。
2、频繁迁徙
对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来说，传承至关新的。其内容包括文化，风俗，观念等的世代相传。然而，倘若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始终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传承又如何得以延续？
乞伏氏也是如此，自西秦灭亡之后就一直在众多地方流离，家族成员不断经历分散和聚合，家族间的交流和传承自然会式微甚至中断。由此，乞伏氏便会不自觉地依附于其他文明，最后与其他民族融合。
其实，乞伏氏内部的民族融合在西秦灭亡之前就开始了。那时，有些乞伏氏会收养一些鲜卑孤儿，在的期间内，也有其他民族，如汉族，鲜卑族等参与朝政，民族融合很难不发生。
西秦灭国后，乞伏氏迁出陇西，在平城、关中、河南等地定居，长时间与其他民族杂居生活，随之在语言，政治，文化方面相互交流，作为弱势一方的乞伏氏也逐渐被强势一方的当地民族同化。
更新的的是，在频繁的迁徙与定居过程中，年轻一辈的族人很难再完整地记得本族的文化和习性，将其一代一代传下去，对原始族源的记忆会越来越模糊，产生族源历史上的“失忆现象”，最后不得不与经常接触的其他民族融合。
乞伏氏墓志就能佐证这一现象。北魏时期，乞伏氏的迁徙时间不长，他们的墓志还能追溯到西秦王室，强调其王室后裔的贵族出身。
但是到了北齐时，在一名叫乞伏报的墓志上，赫然写着追溯夏禹为祖先，乞伏氏的族源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可见，在北齐时期，乞伏氏原有的族源记忆已经在频繁而长期的迁徙中模糊甚至丢失，于是主动加入华夏民族共同体中，将华夏祖先视为自己的祖先。这也是乞伏氏在迁徙过程中文化式微的一大表现。
3、强大的文化向心力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面对强大的汉族华夏文化，即使抗拒华夏文化的影响，也挣不开被同化的命运。
在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的君主选择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主动与汉民族同化，比如著名的北魏孝文帝变化，不仅使用汉字，还迁都洛阳，开展大刀阔斧的汉化变化。
有的少数民族与汉文化接触的过程中，虽然为保持自己本民族的特征而进行斗争，但是迫于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压力，最终被汉民族同化。
如蒙古灭南宋建立元朝之后，竭力压制汉人势力，限制汉人科举考试，推行使用蒙古文等。但这些举措在强大的汉文化面前，无异于“以卵击石”。
北魏尚且如此，作为大部分依靠于北魏的乞伏氏自然也受到了华夏文化同化作用的影响。
在已经发掘的隋唐乞伏氏墓葬中，研究人员就找到了许多高度汉化过的随葬品。并且随着孝文帝改用汉姓的推广，绝大部分乞伏氏在后续的朝代中都改换了姓氏。如在《官氏志》中就提到，乞伏氏改为扶，在河南地区，也有扶氏聚居。
可见，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随着朝代的更替，大部分的乞伏氏已经完全融合于汉族之中，与汉族通婚，学习汉语言文字，改名换姓，与汉人无异。
总结
西秦灭亡后，一部分乞伏氏迁徙至北魏境内虽然得到了一时的特殊待遇，但是一旦处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原来享有特殊地位的乞伏氏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特别是时间久远，朝代更替之后，其宗族力量已经远离了王朝的中心，优越地理位置的追逐，平凡的迁徙，强大汉文化的同化力，也使得诸如乞伏氏之类少数民族的族姓式微和势力边缘化成为必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