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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殷商为背景的《封神演义》,为何会出现“陈塘关总兵”这样的明朝官职?

所属分类:历史解密 编辑:野性稳江山 访问量:868 更新时间:2024/3/27 10:32:07

无论是在志怪小说盛行的明清,还是在娱乐业发达的今天,《封神演义》自问世以来,受欢迎程度毋庸质疑,穿梭数百年光阴,《封神演义》仍然是很好的IP,去年大火的动漫电影《哪吒·魔童降世》,就源于对《封神演义》的改编。

《封神演义》中,作者对哪吒父亲李靖的设定是陈塘关总兵。在书中,殷商各关口都安排了重兵驻守,其中上马管兵、下马管民的最高将领就被称为“总兵”。就书中人物而言,除了李靖,担任总兵的还有三山关邓九公、游魂关窦荣、青龙关张桂芳、潼关陈桐、临潼关张凤、穿云关陈梧、汜水关韩荣、界牌关黄滚。

2001版《封神榜》中的李靖

当然,历史上殷商并没有总兵一职。总兵这一官职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被大规模使用的。那么,反映商周时代的《封神演义》为什么会出现明朝官职?是作者出错了吗?

明朝京军部队

《封神演义》里的彩蛋

《封神演义》中的关隘将领虽被称为总兵,但实质上与明代的总兵并不是一回事。《封神演义》中的总兵主要负责带兵打仗,驻防于各个军事要地或者交通枢纽,类似于戍边军队指挥官。

2001版《封神榜》截图

由于各关隘内都有百姓生活,所以总兵兼管民事,同样拥有地方治权,这种集军政一身的官职,比之明代中后期的总兵,更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即便参照明朝,职权较大且同时兼管民事的,只有明朝初年“军管区”辽东都司的将领、指挥。

有明一代,对于辽东地区的管理是采取都司统军驻防、分割疆土、全面管理的政策。虽说辽东都司属于军事单位,但仍然有不少从事着各行各业的人,也有自外地而来,出身于女真、蒙古、汉各民族的屯垦“寄籍户”,因此,辽东地区的将领,职权上也兼管民事。

为什么作者放弃了指挥使这一参考,而选用总兵来称呼殷商末期关隘将领,答案还要回到《封神演义》中。今天已知最早的《封神演义》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由钟伯敬批注,共二十卷一百回,为明代舒载阳刻本。

在这一版《封神演义》中,出现了“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的字样,是《封神演义》作者的通行说法。

有人推测许仲琳生活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当时的作家可没有查阅海量资料的条件,所参考的只有前人的著作,而在当时,可供参考的有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撰写的《周朝秘史》,也称《春秋列国志传》;以及宋元时期出现,在至治年间由建安虞氏刊刻的《武王伐纣评话》。

1990版《封神榜》中的商纣王

以周文王被囚羑里一节为例,两本书在章节前都有收录诗。其中《封神演义》与《周朝秘史》的诗歌就十分接近。

《武王伐纣评话》诗曰:

纣主荒淫国不修,贪迷妲己损诸侯。不从西伯忠臣谏,羑里当囚七载忧。又诗曰:直言骨鲠总皆谋,君不君兮实可羞。

《周朝秘史》宋贤道原刘先生有诗云:

七载艰难羑里城,卦爻祸福辨分明。玄机打透失天秘,万古传名号圣人。

《封神演义》后人有诗赞曰:

七载艰难羑里城,卦爻一一变分明。玄机参透先天秘,万古留传大圣名。

《封神演义》大量综合了《武王伐纣评话》《周朝秘史》的内容,但在另两本书中,对于殷商各关城将领的称呼是关主或城主,而《封神演义》对关城的将领称呼改为“总兵”,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

作者这么做,无外乎出于是方便读者阅读的缘故。在明朝中叶,殷商时期的官职称呼实际已不可考,当时的作者恰逢营伍制在明军中逐步取代卫所制度成为战兵的主流,根据《明实录》记载,掌都司事的,除了都指挥使以外,甚至还有挂都督府衔的。

此外,都指挥使还有管其他事务,还有带俸无实权的。这么一来,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都司卫所的武官,在明朝名义上是官职,但更代表官阶,而都指挥使的职能更大是在训练预备役士兵上面,总兵才是真正指挥作战的人,故而,被成功借用的是“总兵”一名,而不是都指挥使了。

乱入演义中的明朝特色

除官职以外,《封神演义》中出现的其他细节,包括兵器、用品、服饰、地名等,实质上作者也对明朝当时的社会环境大量进行参考,这也使得明朝时的小说都颇具当代特色。

在《封神演义》里,有一件很刷存在感的武器——棍。在许仲琳笔下,金吒、雷震子土行孙以及梅山七怪之首袁洪等颇具战斗力的角色都以棍为武器,这并不是作者对棍有偏爱,实际上,明中叶的江南地区,棍术十分盛行。

电视剧《封神演义》中的袁洪

当时的明朝抗倭名将,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就是一个十足的棍术爱好者。俞大猷自小就跟随当时的武术名家李良钦学剑术(棍术),后来不断在实战中完善自己的技巧,甚至曾到南少林踢馆,大败并批评了少林寺僧人:

“此寺之剑技(棍技,俞大猷以棍为长剑)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

批评过后,俞大猷为南少林僧人传授了棍术,培养了一批参与抗倭的少林僧兵。

除了俞大猷,戚继光、唐顺之等人对棍术也颇为痴迷,而为什么当时的将领武人都更喜欢棍而非其他利器,俞大猷在自己的著作《剑经》中也给出了解释:“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

明代中叶的文武通才何良臣也同样认为棍术是各类武器的基础,一旦掌握了棍法,其余的器械,像刀、枪等就很容易学习了(《阵纪》)。作为武器的基础学科,元明时期的棍的风靡也从现实走向演义,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中,棍都是精良利器。

《荡寇风云》中与戚继光切磋棍法的俞大猷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也不仅仅存在于《封神演义》,《水浒传》也不能免俗。

《水浒传》成书年代约莫在元末明初,当时距离南宋灭亡不过百年光景,史料查找相对方便,因此《水浒传》对于地名和官职相对是比较准确的,但由于《水浒传》描绘的地域庞大,很多地名的使用也是张冠李戴。

梁山一百零八将排第十六位的没羽箭张清,籍贯彰德府,而在北宋时并没有彰德府这一说,北宋初,后世彰德府所在为相州,由彰德军节度,隶属于河北西路。直到金明昌三年(1192年)置彰德府,领五县,彰德府这个地名才承袭下来。

电视剧新《水浒》中的张清

张清曾任职的东昌府其实也是一个漏洞,北宋时东昌府也不叫东昌府,叫博州,元朝时才废博州置东昌路,明初改东昌府,凭此推断,《水浒传》成书应当是入明之后。

明代小说家对于官职、地名、武器等各类援引,是随着书籍撰写年代而变动的。在明代,小说并非只流传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士绅阶层,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读物,为了方便普罗大众的阅读,增加小说的普及性和可读性,加之古代对于各类历史资料的查证困难,小说作家的笔法和名词使用更倾向于通俗易懂,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真实位面上的“总兵”

那么,在历史上,总兵是否就如《封神演义》中描写的那样,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呢?

“总兵”一词的首次出现并非在明朝,早在元末时,各地军阀就冠以总兵的称呼,比如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就被称为小总兵,以当时的惯例,总兵是对军队统帅的俗称。

明朝的兵制承袭并发展了元代兵制的特点。明初,由于连年战火、地广人稀,为了建立有效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广置军管区,建立卫所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五军都督府和都司在名义上分别为中央和地方最高军事机构,都司下辖卫所,各都司所率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听调令于兵部。

但在当时,总兵一名号仍大量保留在军队序列中,早期的明廷各边普遍设立了镇守武将,作为各地的镇守总兵官。这种总兵官,不是对统军将领的俗称,而是从部队总兵官演化而来的正式营伍官。

到了明代中期,由于军户军屯被侵占,出现大量逃役的情况,原本的都司——卫所体系已不堪大用,这时募兵制逐渐取代卫所制,成为明朝战兵的主要力量,营伍制也随之兴起,“总兵”这一称呼也随之演变成对各省镇营伍最高军事首领的称呼。

明代中后期的募兵制与宋代的募兵制不同,宋代募兵制偏向于“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也就是兼容并蓄、各样接收,哪怕流民、罪犯也不排斥。

相比之下,明朝的募兵制更倾向于从军户中募集服役。《大明会典》中提过,嘉靖年间为了充实营伍,招收“各卫所官军舍人余丁(军户)。”除了营伍制的军人外,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体系下的将领军官也多是军户出身。

崇祯时期重要武官唐通,先后担任宣化总兵、密云总兵

明中叶以后的总兵,作为营伍制度下武职担任的最高长官,官阶并不固定,权力高于都指挥使。但整体的指挥权仍然归各镇总督等文官之手。明清两代重臣洪承畴在松锦会战时担任蓟辽总督,统领包括吴三桂在内的八大总兵,当时因为总兵驻地不同,统辖兵员的数量差距很大。

现实与演义的融合

正如《中国文学通史》中所评价的:“(《封神演义》)有的地方千篇一律,公式化……由于写得比较粗糙,在情节的发展上,还留下一些漏洞。”

《封神演义》的作者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恰逢卫所制与营伍制交融。总兵一词,自永乐洪熙年间就已成为对戍守一方将领的称呼,到了隆万年间又因营伍制的盛行而被广泛应用。虽然总兵属于明朝的官职名称,但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总兵这一称呼俨然可以代表镇戍边地将领。

电视剧《西游记》中的托塔天王李靖与哪吒父子

或许在作者看来,总兵相比节度使、指挥使等其他称呼,通过现实融合演义,更能给当时的读者最直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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