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庆年间开始，社会上就广为流传着一句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这位近代史上最出名的贪官之一，在国人心中印象颇深。

曾经风靡全国的《铁齿铜牙纪晓岚》，更是将和珅的小人嘴脸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另一部《乾隆王朝》中，有这样一处情节：和珅向乾隆报上英使的通商条款，遭乾隆严词拒绝。

现代人常回想清朝的闭关锁国之令，如果当时通商条款能够通过实现，或许现代中国又会是另一番样子了吧。

大贪之人，敛财一生

和珅，又可以叫做钮祜禄·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

和珅的出身并非贫微，出身满洲八旗，祖上还挣下过军功，讲究门当户对的朝代里，和珅娶了太子太保英廉的孙女为妻，本家实力可见一斑。

和砷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最初在家塾中得到了启蒙，后来考入了咸安宫官学，在那里他受到了严格训练。

成年后，除了承袭祖辈挣下的世职外，由于一个偶然机遇被乾隆帝赏识，从此备受恩宠，步步升迁。

乾隆三十七年，和珅被“授三等侍卫，挑补粘竿处”。

粘杆处，又叫血滴子，是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创立的清朝特务机关，掌握着生杀大权，能够任职其中的人，都是皇帝信任之人。

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擢升为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从此便连年官运亨通，先后任职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内务府职务，及至太子太保，被赐一等忠襄公。

涉及管人的、管事的、管钱的、管建筑的、管吃食的、管武器准备的、管医药的……

这就是说多年来他集政治、经济、文化等权于一身，在乾隆晚年时权势赫赫，名噪一时。

和珅生活的时代为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时期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病层出不穷。

贪默是封建官吏的普遍现象，而和珅正是一个贪官中最典型的代表。

他对上善于奉迎拍马，对下善于倾轧、陷害，手腕多端，花样百出，阴险毒辣。

在他掌政之时，除了贪污中饱外，就是打着乾隆帝的大旗，结党营私，倾陷异己。

凡是反对他的，都被他以各种巧立名目，或是贬黜偏远之地，或是人头落地。

结党营私最大的弊端便是不愿站队却真正有抱负有实干的人得不到重用。为官者，不思百姓福利，却极尽所能钻研蝇营狗苟，朝廷清正之气因党派斗争荡然无存。

世人皆知，乾隆年间，国库充盈，才能让乾隆挥霍无度。这其中，便有和珅的身影，也是乾隆宠信和珅的重要原因之一。

和珅为官首先抓权，同时抓钱，最主要的还是抓钱。

和珅长期掌握着整个清政府的财政收支，极尽聚敛之能事。

和珅是如何敛财的呢？他采取的措施是多进少出，许多费用叫属下自行解决，对上百般奉承，对下则十分苛刻。

和珅和他的妻妾儿女过着极端奢侈生活，但他家里众多使女、佣人和奴仆连粗茶淡饭，都不许吃饱，凡出入他家的银两，他都要一一过目，亲自称量。

所谓敛财之能，却非经济手段，不过是媚上苛下的小人手段。

多开源，强节流，如此这般，他家的财产，富比王公。

和珅到底有多少财产呢？

《清史稿》载“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藏银、衣服戮逾千万…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两，私库藏金六千两，地窖埋银三百万两…。”

仅从这些数字看来，和坤家产的数目已够惊人的了，“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数不尽的珍宝从百姓身上搜刮而去，实在可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不仅如此，和珅还将敛财之手伸向了民众百姓。

和坤身居首辅要职，位在百官之上，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是“中饱私囊”一项的便利。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多数官吏有钱愿置房买地，和珅便拥有多项房产，仅靠房租就获利不菲。

和珅还会出资让家人、太监等在京畿一带经营店铺、作坊和矿场，从工商业、放高利贷获取高额利润和进行超经济剥削为快事。

清王朝时，国力强盛，人均 GDP在世界都可以算是前列。但国外使者到中国却发现底层平民骨瘦如柴，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每年饿死之人不计其数，这也是白莲教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两种极端现象，和贪官脱不了关系。

同时，在和珅任职期间，和珅见证了一场中外交流的重要事件——马嘎尔尼访华，

在乾隆晚年，乾隆因年事已高，多有忘事。

英国来使马嘎尔尼访华期间，和珅作为军机大臣，接待了英国和东印度使臣。

只可惜，这次交流以失败告终。

和珅会提出通商建议，也许他只是为了谋求更多利益，但中国确实错过了一次机会。

在这次双方交流之后，下一次交流，便是鸦片战争了。

两国碰撞，通商被拒

1793 年，英国国王的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问中国，试图与清帝国建立正常的双边政治与贸易关系。

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就决定关闭宁波、漳州和云台山（今连云港市）等几处通商口岸，而只留广州一港与外国商船进行贸易。

并且还严格规定了外国商人每年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住处与活动范围等，并且规定只有十三行的行商才能与洋人接触，一般百姓不能与洋人往来。

这就使英国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限制。

对 18 世纪的英国来说，与中国的贸易当然重要。

当时，来自中国的茶叶已经成为英国的大众消费品，是英国重要的进口货物。

到18 世纪90 年代，英国已经从中国进口了大约 2000 万磅的茶，在下一个十年，这个数字达到了 2500 万磅。

其所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占了总税收的6% ~7%。

在英格兰，有很多人对与中国的贸易感到不满。

英商进入中国只能通过广东港，当地的限制极多:支付茶叶进口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主要是白银流失，为此英国必须让更多自己的货物进入中国市场。

英国的大臣们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直接与中国的朝廷谈判来解决相关问题，所以，在英国国王给乾隆的信件当中，是表达了对于两国正常贸易的意图的。

比较来看，中国当时的主流商业观念是什么呢？

中外贸易在上千年中国同东亚文明圈各国“华夷秩序”的关系格局中，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往来。

它是一种以政治上的尊卑隶属关系为外壳的特殊经济贸易制度——朝贡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贸易的一方是对中华“倾慕向化”因而“奉表称臣纳贡”的属国；另一方则是“统驭四海”有义务对这类忠顺行为“施恩赏赐”的“天朝”。

这实际上就是鸦片战前中国人的国际关系观念。

千百年来，这种“朝贡”与“赏赐”的交往模式在中国，民族意识中深深地烙下了“中国中心论”的自大与骄傲，塑造了中国人的对外心理，形成了与这种意识、心理相适应的行为模式。

是以，这次马嘎尔尼来到中国，首先要面临的便是清朝时期的礼节问题。

“面见万岁，向来双膝下跪，叩首九响。”这一点，让英国来使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

“敝国礼，屈一膝，伸手伸嘴，握国王陛下手亲一下而已。”

双方争执不下，见面不欢而散。

最后由和珅出面，决计说服乾隆帝，就按英吉利国之俗行礼，但亲吻御手是万万使不得的。

“万岁，英吉利蛮夷不成体统，少沐教化，然这单跪也算跪下，我朝恩隆四泽，何必计较此一小节。且臣等斥责再三，尚难就范。若一味固执，恐妨万岁庆寿大典，岂不扫兴。臣请不如弃小节而顾大局，以示皇上恩典。”

一番话，既拍了乾隆皇帝的马屁，又陈述清楚其中利弊。

乾隆皇帝同意了和珅的请求，双方就礼节问题终于达成一致。

次日，马嘎尔尼特使和斯当东副使各自呈献了自己的礼物。乾隆帝让礼部尚书接受下来，并回赠了礼物。乾隆接见毕特使，举行了盛大宴会，热情款待英吉利的特使。此后，便由和珅与马嘎尔尼等人进行多次会谈。

和珅向乾隆皇帝禀报英国来使的想法，被乾隆以“天朝物产丰饶，不需外夷货物”严词拒绝。

本着媚上为忠的原则，和珅得令后，便对英国来使严防死守。

和珅陪同英国特使游览了避暑山庄的园林和外八庙等风景区，尽管马嘎尔尼是一个外交老手，轻易不肯暴露自己的意图，但和珅也巧为周旋，始终不肯上他的圈套。

马嘎尔尼原打算通过协商要求中方将舟山群岛中一岛和在广州附近划一块地方作为英国人居留地，中方将宁波、舟山和天津等港开放，与英人进行贸易，允许英国在北京常驻使节、建立栈房以及英人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等，但都被一一回绝。

和珅向乾隆皇帝禀报英国来使的想法，被乾隆以“天朝物产丰饶，不需外夷货物”严词拒绝。

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在他的著述中所说：“马嘎尔尼这次访华，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这次访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马嘎尔尼空空而归。

直到四十六年后，英国人再次造访，只是这一次，他们用坚船利炮的方式叩开了中国的大门。

当签订不平等条约时，发现其上所列，多与当日马嘎尔尼商议条约相似，叫人唏嘘。

尾大难掉头

马嘎尔尼事件作为清帝国在其社会经济发展高峰时期遭遇的一场外交事件，预示着帝国已经面临着西方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其自身对于外部世界的这个重大变化却没有做出丝毫应有的了解和反应。

为什么，清朝年间一定要坚持闭关锁国呢？

在清乾隆年间，广州成了唯一的口岸和西方信息的窗口，形成了所谓的“广州体制”。

外商来华，实际接触的只限少数几家特许的行商，对外国人采取严密防范和限制政策，由一系列陆续颁布的规章组成，如《防夷五事》、《防范夷人八事》、《防范夷人章程》、《民夷交易章程》等等。

概而括之，广州体制的核心是在有限的中外贸易中尽量地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实行隔离。

这种隔离政策暗含了清廷对外国人的若干观念和态度。

其一，是为了立“中外之大防”，在当时国人眼中，这些赤发碧眼，深目而又不知礼义廉耻的“西洋番鬼”，确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因此直觉地感到有加以防范的必要。

其次是清庭基于明代倭寇和早期西方不法商船、海盗在中国沿海走私、骚扰的历史经验而产生的一种要防微杜渐的戒备心理。

明朝中叶时期日本海盗同中国沿海商民相勾结进行走私和入寇造成的“接寇之患”，中国朝野是记忆犹新的。

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清王朝自然要对这些装有大炮、鸟枪、火药的商船和西洋人同民间的交往实行防患于未然的隔离了。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政策有其合理的一面。

这种政策同时反映了满洲贵族统治者防止“内忧”与“外患”相结合威胁其在中国的统治秩序的虚弱心理。

马克思对这个政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心理揣度，“……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由于这个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往来。

十八世纪后期，清由盛转衰，葡占满刺加、英占印度之事，清王朝亦有所耳闻。

于是它越发要加强“禁止中外官兵人等交结”的堤防，深谋远虑地防止外来势力同国内反清力量重演一出内外结合改朝换代的旧戏。

能够自给自足的清王朝，经济发展强盛，会选择闭关锁国，只基于政治因素。

在王朝的权力巅峰面前，是否能够多赚点外邦的钱，就并不那么重要了。

而这，也绝非一个和珅能够改变得了的思想。

乾隆末年，大清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巅峰。

乾隆之后，嘉庆上台。

登基不过十五日，便下旨缉拿和赐死和珅，以巨贪之名，为和珅划上了职业生涯的终点。

可惜和珅只是落后的封建制度下的产物，赐死和珅后，清朝政府官员和吏治腐败不但没有制止和消除，而是呈现出了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

同时因为清王朝的封闭，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个帝国的平静终被大炮彻底粉碎。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再难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