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影视戏曲等各种作品的广泛宣传，“杨乃武与小白菜”是知名度很高的民间故事，影视剧中楚楚动人的小白菜更是我见犹怜。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故事的原型，该案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之中，前后迁延三年之久、由一个地方刑事案件上升为波及朝野的派别倾轧，历经多次重审重问，最终有超过一百名各级官员遭到查办。

而案件始末或许能够让一些人明白，杨乃武与小白菜没有想象中那么纯洁。

晚清余杭“杀夫案”

这件案子的始末情由，在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狱讼类》一书中有较为完整的描述。

清朝同治年间，余杭有个名叫葛品连的人，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带着他开豆腐店营生过活。

葛品连成人之后，娶了一房媳妇名叫毕秀姑。

按照当时的习俗，这名女性应当被人称为葛毕氏。

但是实际上，因为她肤色白皙体态轻盈，平时又常常穿着绿衣，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水灵，因此附近居住的人几乎都用“小白菜”这个外号来称呼她。

在封建社会旧时代，长得漂亮的底层女性身边往往都会围绕着不少是非，小白菜也没能幸免。

同治十二年底，葛品连突患急病，虽然卧床服药也并未有所好转，最终暴病身亡。

葛品连的母亲认定儿子是被人谋害而死，再加上此前葛家曾在当地举人杨乃武家中当过租户，还因小白菜与杨乃武被人传出“绯闻”而被迫搬家。

葛母便将两人指为奸夫淫妇，告上余杭县衙。

人命案子一闹出，很快就传遍了余杭周边。

西门庆潘金莲的话本谁没听过，如今类似的事情却活生生发生在乡里，当地人口耳相传，“羊吃白菜”的传闻也由此越传越远。

在此案审查初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逻辑漏洞——小白菜在重刑与诱供之下，被迫诬指是从杨乃武那里得到了砒霜，随即毒死丈夫。

但杨乃武即使被革去功名严刑逼供，也始终不承认合谋下毒，自然更不肯找出所谓“砒霜”的来源。

问不出砒霜来路，相当于找不到“凶器”、杀人手法没有着落，照理说县衙的审讯结果不能服人。

但余杭知县刘锡彤既然敢定案上报，自然有他的仗恃——上级杭州知府陈鲁和他的私交不错，再加上一些必要的打点，他有把握这个案子能够被批复下来。

果然，知府陈鲁收了好处、照顾人情，直接站到了刘锡彤一边。

复审之时他只匆匆走个过场，放过存在的逻辑疑点而直接动刑，杨乃武不堪刑罚屈打成招。

这一次的判决结果是：毕秀姑被判凌迟，杨乃武斩立决，只是因为杨乃武毕竟有科举背景，再加上按规则总得秋后处决，因此两人暂时还能留下一命。

清朝人的记载

关于刘锡彤刻意构陷、陷杨乃武入罪的动机，后世研究者多认为两人此前早已结怨，刘锡彤是在公报私仇。

杨乃武本人是通过科举、拥有出身的举人，不但曾在余杭县为人作状、控告粮吏的舞弊贪污，甚至还曾经在县衙照壁上写过对子，讽刺当地的“父母官”——也就是刘锡彤。

因此，刘锡彤授意手下诱导小白菜诬攀杨乃武，实际上也是为了除去这个自己治下的刺头。

《清稗类钞》中还记录了一段刘锡彤之子刘子翰与毕、杨二人存在三角关系，因争风吃醋而设局谋陷的情由。

刘子翰早就垂涎小白菜的美貌，曾经下了不少功夫，最终成功达成了与其私通的目的。

但与此同时，小白菜和同县举人杨乃武也保持着私通关系，甚至都决定了要一娶一嫁长相厮守。

刘子翰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被“挖墙脚、戴绿帽”的心态而大光其火，因此在其父审理此案的过程中不遗余力煽风点火，意图把“情敌”整死而后快。

《清朝野史大观》中更是直接把小白菜的身份定义为“余杭土妓，艳名噪一时”，认为杨、刘和她都有暧昧关联。

而杨刘两人在因为她而反目成仇之前，不但彼此关系很好，甚至还有联手起来捞取利益的行为。

现代人在对某个案件作出道德判断之时，不少人往往难以逃脱“完美受害者”的思维定势。

一个人若要证明他受到了冤屈，那么他必须做到私德无亏；一个人如果构陷他人，那么在其他方面也一定无恶不作。

然而实际生活中，情况比这样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要复杂得多。

即使在最后定案的调查结果中，杨乃武与小白菜也仍然被加上了“不避嫌疑”、“不守妇道”的定论，只是这种男女关系层面的道德缺失，在不涉及杀人犯法的前提下，并未遭到进一步的深究穷治。

也就是说，《清稗类钞》中的说法虽然来自街谈巷议、并不值得深信，但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关系暧昧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只是他们二人并没有因此杀人，所以才在多次重刑拷打之下依然拒不招供。

封建王朝的审案制度

为防范类似刘锡彤这样滥用权力、官官相卫的情况，封建王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完善程序、层层设防。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当然也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制度。

按照清廷的规定，县官一级的地方官只能独立裁决那些利害纠葛较小、不涉及刑事的纠纷。

类似人命官司这样的重大刑事案子，知县只能初审、并没有定案的权力。

初审完结之后，县官必须将案犯和卷宗都上报到上一级衙门，由知府进行二审，这个程序叫做“审转”。

之后还需要呈报给按察司，再由督抚汇总结案。

如果是涉及到杀头的重大案情，需经督抚重审并报给刑部核准，最后由皇帝定谳。

历代的具体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大致说来，“三审三谳”是较为普遍的常规。

一件案子层层上报，理论上讲每一级复核流程中只要发现“情罪不符、引律错误”的疑点，都可以驳回重审，或者提审案犯，以避免出现冤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被告认为存在冤情，他的亲人家属也可以自行前往上级衙门申诉鸣冤。

如果一个级别不受理或者驳回，也可以继续到再上一层去递交诉状。

到京城的相关部门申诉被称为“部控”；一旦部控也没有作用，那还有最后一个渠道可以采用，那就是“叩阍”，也就是俗称的“告御状”。

一般来说，级别越高则申诉越难，但那些被冤枉的人总归还是会去努力拼一把。

不少相关的故事传说都提到：杨乃武的姐姐进京为弟鸣冤，需要先“滚钉板”，直到全身遍体鳞伤才能获得一个递交状纸的机会。

而告御状相当于直接把状子呈递给皇帝，这事就更加困难重重了。

按《清稗类钞》的记载，想要叩阍告御状的人，必须提前在皇帝出巡的道旁沟坎里“埋伏”，同时把自己弄得要多惨就有多惨。

等到皇帝车驾经过时把握时机拦住队伍，顶着状纸高叫“冤枉”，状纸如果能到皇帝的眼前，就总算是有了一线希望。

对于外省进京申诉的人而言，人生地不熟的前提下如何能就那么“恰好”地等到皇帝出巡？

混迹京师的乞丐团体甚至因此萌生出一个特殊行业，那就是“代人叩阍”，说白了就是利用叫花子熟悉情况的优势，专门收费帮人递交诉状。

上告无疾而终

如果单看清代的这一堆流程规定，一桩案子的审判大概并不容易出现一手遮天的情况。

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

最初炮制此案的余杭知县刘锡彤之所以明知此案存在若干逻辑漏洞，而仍敢于上下其手进行暗箱操作，就是因为他有把握能够通过人情、贿赂等方式打通“上官”的路子，确保能够顺顺当当、不被批驳地走完流程。

而站在他这一边、对他初始判决表示默许的官员越多，就意味着此案越“铁”、翻案的“沉没成本”越高，他自己也就越安全。

先后参与此案的官员中，杭州知府陈鲁与他私交不错又拿了好处，候补知县郑锡滜也被他拉入阵营，按察使蒯贺荪、浙江巡抚杨昌浚虽曾讯问，但都以“无枉无滥”作为结论。

牵涉的人越来越多，也使得这案子越来越“翻不得”，一旦翻案牵涉极广，不但浙江这一连串地方官丢光脸面，不少人还将被追究错审错判的责任。

因此，杨家虽然并非完全没有门路能力的普通民众，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姐姐杨菊贞也曾经前往浙江巡抚衙门、京师都察院等地呈递诉状，但两次申诉都无功而返，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案子依然翻不过来。

雪球越滚越大

多次碰壁，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逐渐绝望，唯有其姐杨菊贞仍然不死心，准备进行第二次京控。

据说她的信念来自“神灵启示”——她曾为了弟弟的案子求神问卜，签诗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乩文则说“若问归期在何日，待看孤山梅绽时”。

这些句子，显然都指向此案终究可以翻案的意思。

与此同时，杨家人也汲取了此前向上层申诉的教训，开始寻找并使用更多的人脉来对此案施加影响。

杨菊贞再次离乡之前，前往狱中探望弟弟，杨乃武向姐姐列出了最有可能帮上忙的三个朋友。

当时的士人非常重视同年同乡的关系，这三人接到杨菊贞的求助后，全都答应出力帮忙。

与杨乃武同科中举的汪树屏有个哥哥汪树棠，在京担任都察院御史。

同年好友吴以同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西席，他帮助杨菊贞打通了胡雪岩的关系。

胡雪岩闻听她因为这场官司家产零落，甚至还资助了她上京所需的路费。

武举人夏缙川的堂兄夏同善时任翰林院编修，更与内阁大学士翁同龢关系密切。

由于有了这些人的帮助和引见，浙籍在京官员、杨乃武同科举人等若干个派系团体开始入局。

他们有的联名上疏，控告弹劾浙江地方官员草菅人命、心怀叵测；有的则动用自己的官场关系，向政治层级更高的人士陈述此案详情。

卷入其中的势力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光绪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翁同龢，浙江刑狱司官、林则徐之子林拱枢等人，光绪帝生父醇亲王曾就此案表态称地方官“蔑视朝廷”应示警饬，甚至有传言认为，幕后操盘大佬实为军机处权臣恭亲王奕䜣。

也就是说，随着雪球越滚越大，这个原本相对单纯的刑事案件，最终演变成了错综复杂的清廷朋党之争。

《申报》的舆论力量

另一个巨大且不可忽略的推动因素来自《申报》。

当时正值英商投资的《申报》创刊不久，这也是中国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报纸。

由于“背景带洋”的原因，该报不但报馆设于上海租界、也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

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清廷，对这份报纸发出的声音都带着一种微妙的心情。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酵不久，《申报》的记者们便嗅到了其中蕴含的新闻价值。

报纸想要热度，支持杨乃武的一方想要更多关注，双方很快形成一种无须多说的默契。

杨乃武写的自诉书原文、杨菊贞呈递的诉状副本、各级地方官刑讯逼供的详情细节等等第一手资料，全都畅通无阻地流入《申报》记者手中，随即成为下一期报纸的醒目大新闻。

一开始，围绕此案的报道与关注以猎奇居多，随着介入程度越来越深，报道的中心逐渐转向对刑讯逼供的质疑。

在某一期关于杨乃武案件的报道文章抬头处，甚至加上了“乃武归天，斯文扫地”的标题。

在《申报》供职的外国记者们，更是一边全力以赴追新闻，一边肆无忌惮地发文嘲笑清朝地方官审起案来是多么地“愚昧与腐败”。

《清稗类钞》还记载了一条传言，说某国公使在总理衙门旁听，甚至直接对负责官员来了一句“贵国人断案，大率如杨乃武之狱”。

来自洋大人的嘲笑显然让慈禧太后和清廷都挂不住面子，即使只是为了在洋人面前保住自己的“体面”，清廷也多少需要做出一些姿态。

借翻案压“湘军”

当然，慈禧最终一锤定音，不但翻了案而且重办一大批涉案官员，还有一个重大目的就是对“湘军”势力的敲打削弱。

自从“太平天国”之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一系官员实际上把持了江、浙、皖、赣等省份的大部分实权。

慈禧太后早有忌惮之心，但此前派去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竟然莫名其妙就被刺杀了，这桩“刺马案”与杨白案同列晚清四大奇案之列，早就成了慈禧的心病。

在杨乃武案进入后期时，既有民间舆论推动，也有浙江仕绅倡议，还有媒体实时跟进，不少非“湘军”背景的官员也主动表态，赞同朝廷下令翻案。

这个节骨眼上，翁同稣又授意御史王昕递上了一道关键的疏文。

在这封奏疏中，王昕直接点出了此案的关节之处，认为一旦放任浙江地方官员继续联手欺瞒朝廷，“大臣尚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因此应当重惩以儆效尤。

这些话完完全全打中了慈禧的心坎，如李鸿章女婿张佩纶所说“长大吏草菅人命之风，其患犹浅；启疆臣藐视朝廷之渐，其患实深”，他们在意的从来不是平民的人命冤屈，而是自身的权力稳固。

慈禧下定决心后便发了懿旨，完全不去管封疆大吏丁宝桢此前如何咆哮刑部大堂、甚至以“没人敢再当地方官”相威胁。

葛品连的棺材被重新挖出来、沿途加贴各地封条送往北京，最后在京城海会寺开棺验尸。

现场不但坐着密密麻麻的各级官员，还有受邀前来见证的外国记者，而此前被判了死刑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也被关在木笼之中、拉到了验尸现场。

棺材被打开，葛品连的头骨呈现黄白色，丝毫没有此前案卷所说的“灰黑中毒”之相。

这一事件发酵得太久、关注太多，甚至连《申报》派来的法国记者也用一口蹩脚的汉语喊了起来：“无毒！无毒！”

结语

绵延三年之久，此案最终落定，始作俑者余杭县令刘锡彤被发配宁古塔“效力赎罪”，终身不准收赎，其子刘子翰此前已投水自杀；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等曾接手查案并认为“没问题”的官员被全体革职。

当年负责验尸的仵作被查出来杖责判刑，连原告葛品连之母也没能躲过。

上上下下因此案被革职查办者多达130余名，其中绝大部分是湘军基本盘的官员，这一结果令慈禧多少感到较为满意。

而终于得到昭雪、死里逃生的杨乃武和小白菜，在清廷统治者看来，不过是完全无足轻重的草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