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和暗杀，是民国的一大特色，城市乡村皆然。这其中，不乏一些荒诞离奇的案件，让人哭笑不得。今天要说的，就是民国15年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绑架案。

01

民国15年，上海宝山路天通巷口有个灵生坊。其实，灵生坊是个“断头胡同”，坊内一共有十五六栋房子，全部都是大老板欧伟国的产业。坊口的对面，只隔了一条马路，就是孙传芳二十九军的军部。所以，坊口每天都有哨兵站岗，这让坊内的人觉得很安全。在坊口的站岗的哨兵，常常和欧家看门人张伯闲聊，时间一长也熟悉了。

欧伟国两岁多的儿子欧灵强，常常和坊内的小孩一起玩，住户之间都很熟悉，也比较放心。总而言之，对于欧伟国一家人来说，灵生坊全是自己的产业，对面还是二十九军军部，有士兵日夜站岗，绝对安全。

欧伟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绑票。

有一天临近中午，欧伟国的妻子雷玉兰在屋内坐着，儿子欧灵强跑到门房外面玩。因为看门人张伯就在门房，外面的其他孩子也都熟悉，雷玉兰比较放心，只是在屋内看着儿子。

此时，坊口的两名哨兵慢慢悠悠走过来，手中提着几样菜，走进了门房。哨兵将菜放在桌子上，让张伯去买些酒来，好好喝一顿。张伯对这两名哨兵也熟悉，常常在一起吃喝，所以欣然答应，离开门房到坊内买酒了。

张伯一走，两名哨兵忽然冲出门房，抱起在路边玩耍的欧灵强，迅速跑到坊口，钻进一辆汽车飞速离开了。短短一两分钟时间，欧灵强就在自家门口被绑架了——这一切雷玉兰都看在眼里，直到汽车发动，她才意识到儿子被绑架，但为时已晚。

02

雷玉兰哭着给丈夫打电话，欧伟国大惊失色，赶紧报警。当时警察局受监察厅管辖，欧伟国就给监察厅厅长郑毓秀打电话，请求帮助。欧伟国在上海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与郑毓秀是好朋友，和很多官员都有交往。

郑毓秀得知此事，当即给警察局打电话施压，让他们迅速行动，务必以最短的时间救出孩子。警察局虽然不敢怠慢，但听说嫌犯是二十九军军部的哨兵，瞬间怂了。警察再嚣张，也不敢招惹军阀，孙传芳军部的大门，他们根本不敢跨进去。

左右为难的警察，只能把门房张伯抓走，严加拷问。警方的“初步判断”是，哨兵与张伯勾结，共同绑架了欧灵强。因此，张伯在拘留所每天受刑，被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其实，张伯在欧家当了多年门房，一直忠心耿耿，不可能与绑匪勾结的。

但是，警察又不能去二十九军调查，只能继续拷问张伯。

两天之后，欧家终于收到了绑匪的勒索信。信中的内容，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绑匪明确表示，是为了要筹措军饷，不得已才“请去”欧公子。欧家要派一名代表，于某日某时到吴淞炮台旁边相见。代表到时候要一手拿雨伞，一手拿旧报纸，自然有人来谈判。

欧伟国思来想去，决定派自己手下灵生油墨厂经理陈醒吾当代表，和绑匪接触。约定的那一天，陈醒吾在吴淞炮台等了整整一天，绑匪却不见踪影。

怎么回事，难道绑匪反悔了？又过了两天，绑匪来信，“道歉”说上次失约，表示某日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门口相见。陈醒吾又按照要求，前往天主教堂等待，从早上等到晚上，绑匪还是没有出现。

03

两天后绑匪又来信了，说上两次是考验欧家有没有诚意，既然欧家愿意赎人，就在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启事，说明见面的地点，到时候具体谈。

欧伟国为难了，因为那段时间上海绑架案频发，警方通告不许市民私下与绑匪商量赎票，否则就算“通匪罪”。但是，现在警方明显惧怕二十九军，不敢深入调查。欧伟国如果不私下与绑匪商量，怎么可能把儿子救回来？

最终，欧伟国决定以“徐世荣”的假名，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本人因生意繁忙，亲友到访，往往失迎。现定于每日x时，在四川北路x号x楼会客，亲友赐教请惠临此址。”

欧伟国觉得，以假名登报，绑匪能看到，也许可以瞒过警方。报纸上所说的地址，是欧伟国的一个手下开设公司的地点，不过这个公司没有雇员，实际上是个“空壳公司”。

启事刊登之后，陈醒吾每天都去这个地点等候，结果到了第三天上午，一名警官走了进来。此人一进来就大声咆哮，说自己知道“徐世荣”就是欧伟国，登报联系绑匪就是“通匪”，必须治罪！

陈醒吾也不傻，既然知道是欧伟国，既然断定是“通匪”，为什么不直接去抓人？来这里咆哮有什么用？很明显，这名警官的目的不是抓人，而是和欧伟国谈一谈。于是，陈醒吾表示，有什么话可以直说，自己会转达给欧老板。

这名警官态度忽然缓和，低声说：“王法不外人情嘛！这事就看欧伟国怎么处理了。”之后，这人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上海公共租界老闸捕房总探长”。陈醒吾一愣，原来这个人来头不小，竟然是公租界的总探长，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04

这位总探长说，自己知道绑匪是谁，也愿意帮忙救人，欧伟国如果愿意，可以具体谈谈。

第二天，陈醒吾来到总探长位于南京路的办公室，要详细谈谈。此时，总探长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东西，交给了陈醒吾。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回去之后，欧家人都认了出来，那是欧灵强被抱走时穿的衣服。

欧家人都明白了，这位总探长其实就是绑匪的同伙，是中间人。欧伟国意识到，总探长当中间人，好处是有了保证，至少儿子暂时不会出事。当然也有坏处，那就是赎金不好谈，对方一定会狮子大开口的。

果然，当陈醒吾再次去的时候，总探长介绍了绑匪的两个代表，一个军需官，一个副官。那名副官开门见山说：“军饷很急，不得不打扰欧先生，请欧先生帮忙100万元。”陈醒吾一听，当时心就凉了，赶紧说：“欧先生倾家荡产也筹不到这个数目，还是请你们体谅体谅吧。”

开口就要100万银元，说明对方相信，欧伟国这样的大老板，有这个家底。要说欧伟国这个人，确实很有钱。他的父亲欧彬是大富商，曾经是上海先施公司总经理（先施公司曾是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欧伟国曾任先施公司伦敦分公司经理，一年前才回到上海做生意。

回到上海之后，欧伟国才发现，欧家在上海的公司资不抵债，一部分正准备宣布破产。欧家虽然还有不少房产，但其中有些做了抵押，那些没有抵押的短时间也无法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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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欧伟国有钱，但短时间内筹不到这笔巨款。无奈之下，他只能聘请知名的会计和律师，把房产抵押凭据和债务契据等整理出来，送到总探长的办公室，表明现在凑钱实在有困难，希望对方能把赎金降一降。

万万想不到，当陈醒吾第二次见那位副官时，对方直接提出，100万不要了，只要10万。这还没谈呢，就从100万减到了10万，让陈醒吾有些手足无措。

但是，当欧伟国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刻明白了。原来，从当年9月份开始，北伐军和孙传芳开始在江西作战，孙传芳军左翼谢鸿勋战死，右翼陈调元与北伐军秘密接触，保持中立。因此，孙传芳一路溃败，前线十分危急。

这种情况下，驻扎上海的部队自然人心惶惶，想趁着撤走前捞一笔钱。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味着绑匪现在很着急，大幅度降低赎金，是要尽快拿到钱。

欧伟国如此判断，自己也不太着急了，他让陈醒吾再去一次，和那位副官继续聊。果然，陈醒吾和副官只抱怨了几句，对方就急了，主动把赎金减到了1万元。陈醒吾心中大喜，还是欧老板厉害，100万拿不出来，1万元还是很轻松的。

欧伟国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于是让人准备好了1万元。两天之后，陈醒吾再次来见那位副官，准备商量一下怎么交钱领人。没想到，对方已经急不可待，见面二话不说，直接把赎金降到了6000元。

06

很快，陈醒吾按照要求，在东亚酒店把6000元给了对方。对方领着陈醒吾来到跑马厅远东饭店三楼的一个房间，抱回了欧灵强。这起绑架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欧伟国的儿子被绑架，已经有不少人知道，现在人救回来了，该怎么说呢？欧伟国明白，肯定不能说和绑匪谈判，交了赎金，在当时就算是“通匪”，闹出来免不了一番纠缠。

最终，欧伟国大办宴席，请了上海各大报社的记者，让陈醒吾化名徐世荣，讲述了事情经过：自己前一日晚上外出办事，回工厂路过江湾路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个老太婆抱着小孩，一路急行。徐世荣想到欧老板的儿子被绑架，心中有些好奇，于是加快步伐想追上去看看。老太婆发现之后，手足无措，放下孩子就跑远了。徐世荣赶紧上前抱起孩子，发现还真是欧老板的儿子……

在宴会上这么一说，各大记者心中也明白了，欧家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记者就把此事简略报道，没有大肆炒作。

这样离奇又荒诞的绑架案，你敢相信吗？在民国，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兵就是匪，匪就是兵，为了钱他们什么都能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