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冯志亮教授解析孔子“富民”与“教民”之间的关系
孔子政治思想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
在教育实践上他提出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据《论语•子路》载，孔子来到卫国，见到其人口众多而不禁赞叹曰——
“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据此可见，孔子并非只是单纯主张“富民”，孔子同时还又主张“教民”。如何看待“富民”与“教民”的关系，这则是孔子“富民”观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
在孔子看来，君主施政治民而首先坚持“富民”，这固然合情、合理而且必要；但是“富民”问题，毕竟主要是关于民众在物质层面活成人的问题，或曰使民众超越动物性自然人格的问题。然而孔子“政治”观的根本目的，归根结底，却是使民众在精神层面普遍活成人，亦即活出君子的品性与德行来。这也就是说，所谓“富民”，其实只是实现社会之仁的物质基础与必要保障，而使民众在精神层面普遍活成人，这才是孔子“政治”观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基于此孔子认为，为了使民众在精神层面普遍活成人，则必须对民众施以教化与引导。这则要求作为社会生活最高组织者与主导者的君主，不仅理当肩负起“富民”这一首要职责，而且还必须担当起教化、引导民众这一根本使命。
孔子所谓的“教民”，质而言之，其实也就是以礼乐教化民众。孔子认为——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
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其意是说：礼乐作为社会行为准则与伦理规范，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之所在；因而君主的施政治民，理应坚持以礼乐教化民众，从而使民众超越其动物性自然生存状态。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民众普遍富裕起来之后，进而普遍活出君子的品性与德行来。否则，即使民众能够侥幸而致富，但是却难免会发生人格异化而走向反面。这也就是《礼记•乐记》所谓——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借用孟子的话说，这则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载——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在孔子看来，其所谓以礼乐教化民众，既不能只是口头上的政治说教，同时也不能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以礼乐教化民众的成败关键，归根结底，完全在于君主（也包括其他在高位者）身体力行的积极引导。此即孔子所谓——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为此则要求君主自身首先必须具备，对于仁道的理性自觉与矢志追求，以及依礼而行的人格素养。这也就是《孔子家语•王言解》所载孔子曰——
“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
综观上述可见，孔子的“富民”主张，其实只是对君主施政治民的基本要求；其更高要求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而坚持以礼乐教化民众，从而实现社会之仁这一根本目的。其关键问题是，君主必须以身作则，首先为民众做出表率。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礼记•哀公问》）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出生于河北秦皇岛。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
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
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
冯志亮先生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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