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除了记载和占卜，商代史官还做什么？
除了记载占卜过程外，商代史官还负有记载殷商先公先王世系的职责。商代统治者具有浓厚的崇祖观念，他们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崇拜，定期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进行这方面活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明确祖先的世系。史官们把自契以来殷商先公先王世系系统而完整地记载下来。西周以来许多文献材料，都涉及商的先公先王，尤其是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有条不紊地记载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完整世系。不少人认为，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距殷商已1000多年，不可能对复杂的殷商世系了解得这样完整和准确。直至20世纪初安阳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才考证出《史记·殷本纪》所记殷商先公先王世系基本上符合史实。这除了说明司马迁严谨的治史态度外，也说明司马迁所记殷商先公先王世系必有所据，其所据很可能是《史记》所提到的《谍记》《世记》等有关文献;而这些文献必有所本，其本当是商代史官对殷商先公先王世系的详细记载。
除记载先公先王世系之外，商代史官还有记录商王的言行和其他国家大事的职责，还要参加祭祀活动，有时还要担任主持祭祀之官。所以，王国维在《释史》中指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
《春秋左传正义》，左丘明撰
在商代的基础上，西周王朝建立了更为发达的史官制度。及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然而，此时史官制度不仅未被废除，而且在各诸侯国中更为普遍地兴建了起来。在当时，除了周王室之外，晋、卫、虢、邾、鲁、齐、楚、秦、赵、宋、韩、魏等许多诸侯国均设有史官，且史官职名五花八门，有史、太史、内史、左史、外史、南史、董史、御史、侍史、筮史、守藏室史等等。史官职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周王朝和诸侯国，史官承担着多重职责，范围颇为广泛。其中，统治者的言行历来是史官记载的重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著名的“渑池之会”中，秦赵二国国君各令其御史记对方国君在会上或鼓瑟，或鼓缶之事，说明当时国与国之间的会盟、交往，是史官必须记载的重要内容。《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可知，有的重要人物的府内，就有史官秉笔，载其言行。
记载史事是编修史册的基础，编修史册是记载史事工作的延伸和结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编修了不少国史，例如，墨子就声称“吾见百国春秋”，并列举出其中周之《春秋》、齐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史册。《孟子·离娄下》中也提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史册，可惜它们已基本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