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末雁门之围的背景与过程，探讨杨广错失的最后战略调整机会

文：正史漫谈

图：来自网络

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巡幸太原。四月盛暑之际，他前往200里外的汾阳宫避暑。由于宫城狭小，随从百官和军人们不得不四处安营扎寨。

这次出行，时机并不合适：当时的大隋王朝，已经危机四伏。

民力枯竭、岌岌可危的大隋王朝

自公元604年登基以来，短短数年内，雄心勃勃的隋炀帝陆续做了好几件大事。

基础建设方面，营造东京洛阳，并修建了豪华的西苑；在历代的基础上，修葺连接北边的长城；在公元605年，织百万民丁，开挖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五年后继续连通京口至余杭，形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雏形。

军事方面，公元612-614年，两次远征高句丽。第一次由于指挥及后勤问题，惨遭失利，兵员损失达30多万；第二次因杨玄感在洛阳造反，不得不撤退；经过调整战略，第三次则顺利逼迫对方投降，但高句丽王拒不入朝，让杨广颇为愤怒，准备策划第四次远征。

外交方面，为了将西域纳入国土，杨广任命吏部侍郎裴矩经营西方。

以上各项举措，对隋王朝消耗最为严重的，并不是修建大运河，而是裴矩的一系列"绥怀之略"以及远征高句丽：

对于西域诸国，裴矩采取的是软硬兼施，胁迫利诱各国归顺的策略，"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巨大的经费投入，几乎将西北地区的财政消耗殆尽：

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传输送塞外，每岁钜亿万计……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而对隋王朝造成伤筋动骨伤害的，当属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除了战场上的损失，前期的后勤筹备带来连锁反应，其后果更令人瞠目结舌：

为了筹备几十万军人所需的后勤物资，隋炀帝征发60万多民夫，输送粮草至东北的泸河、怀远二镇。由于道路险远，运力薄弱，"二人共推米三石"，粮食还未运到目的地，已在途中被当作口粮吃完。为了躲避惩罚，这些民丁只得亡命为贼；再加上贪官趁机盘剥，大量百姓路被逼落草为寇：

百姓穷困，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此时的百姓，已经落得只有犯罪才能活命的境地，窦建德、王薄、郝孝德等十余股农民起义势力先后崛起，他们各自拥兵十余万，四处肆虐。而杨广则调兵遣将，李渊、张须陀等人进行了有力的镇抚。

同时，统治者内部也出现了趁火打劫者，两朝元老杨素之子、时任吏部尚书杨玄感趁机反叛，不过被宇文述等人迅速剿灭。

就在这样一个"大厦将倾"的时期，杨广却仍一意孤行，继续自己最爱的巡游之旅。让他想不到的是，多年来温顺的突厥人，这次几乎要了自己的性命。

突厥的顺从与背叛

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对于在南北朝期间崛起的突厥人，采取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持弱势顺从的启民可汗一方、打压强势而桀骜的达头可汗。经过一系列外交与军事的组合拳，隋王朝北方的威胁被解除，娶杨氏宗室之女义成公主为妻的启民可汗，上书称杨坚为"圣人可汗"，并表示愿意世世代代为大隋养马牧羊。

启民在位期间，突厥人一直践行承诺，对中原王朝惟命是从。为了炫耀国威，杨广多次亲临草原巡视。启民可汗则自称为"奴"，鞍前马后、迎来送往，可谓殷勤备至。他甚至还主动表示愿意"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

公元609年，启民可汗去世，其子被杨广立为始毕可汗。

此时，负责处理西、北方事务的裴矩，做出了两个举动，激发了突厥的离心。

眼见突厥日益强盛而自方国力渐衰，裴矩决定先下手为强，意图对其进行削弱。

首先，他计划立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为南面可汗，复制当初隋文帝杨坚"以夷制夷"的妙招。然而他没有认识到，在完全不同的时期，以前的好办法并不一定适用：叱吉不敢接招，始毕得知后则日益愤怒，裴矩此举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其二，当时始毕的重臣史蜀胡悉，颇具谋略，被裴矩视为心腹大患。他以商量边境贸易为名，将其骗到马邑杀掉；然后告诉突厥人："史蜀胡悉前来投降，我已经替你们清理门户。"始毕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愤恨之下，从此断绝了对大隋的朝贡。

隋炀帝对却此毫无防备。八月份，他避暑完毕，决意出塞巡查。

转危为安，折射出的军心民心

始毕可汗得知杨广北出雁门关，决定抓住这一机会，让其有来无回。

义成公主获悉，第一时间派人前来示警。杨广得知，迅速率领队伍奔进雁门城，并且让齐王杨暕带领后军退守崞县。

突厥大军随即而至，毫无防备的雁门郡39城迅速被攻下，只剩下雁门城与崞县苦苦支撑。城外突厥人猛攻，箭如雨下，甚至落到了杨广的身前。此时城内军民虽然超过了15万人，但粮食只能支撑20余天。杨广以为自己在劫难逃，绝望之下甚至抱住儿子杨杲痛哭。

危急时刻，苏威、萧瑀、虞世基等大臣审时度势，向隋炀帝建议如下：

首先，亲自巡抚城内，宣布取消对高句丽的远征；公布重赏，鼓励军民抵抗突厥人；

其次，派人向义成公主求救，请她在突厥内部营造舆论；

其三，昭告天下，宣布取消东征高句丽，转为征讨突厥之患，在各地征兵勤王。

隋炀帝一律照办。他亲自在城内慰问将士，郑重宣布：守城有功者，没有爵位的直升六品、赐丝绸百匹；已有官爵的，也按标准升迁。同时，还亲口承诺赏赐会落到实处：

凡在行陈，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麾下将士闻讯无不"踊跃，昼夜拒战，死伤甚众"。

同时，得到皇帝的征兵诏书后，各地军民也踊跃报名，"守令竞来赴难"—各地的郡守县令争先恐后带领兵马前来勤王。时年仅16岁的李世民就在其中，他跟随云定兴北上，并且积极为救出隋炀帝出谋划策。

在突厥内部，义成公主也散布消息，声称隋朝兵马正从东北方面逼近。在探得对方各地援军正逐渐向自己逼近后，始毕可汗在九月初解围而去。

隋炀帝终于熬过了有生以来的最大劫难，转危为安。

暂时凝聚的军心民心，却被无情摒弃

从雁门危机的化解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最令整个社会人心动荡的，就是跋山涉水攻打高句丽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面对突厥人的背叛与欺辱，隋朝军民则显示出了空前的团结与英勇，可谓同仇敌忾。这说明，面临关键时刻，隋王朝的向心力仍旧存在。

据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隋炀帝从这次事件吸取教训，顺应民心取消东征，以对付突厥为契机，团结国内朝野；再加上以高官厚禄赏赐军功，对国内的动乱镇抚结合，重点恢复民生。这样，强盛的隋王朝极有机会触底反弹。

但是，在回到洛阳后，隋炀帝的举动，狠狠扇了所有人一记耳光：

在兑现雁门许下的重赏承诺时，身边的朝廷大员起了争执。苏威认为，对奖赏标准应适当削减；樊子盖则认为不可失信于民，坚持要求按已经公布的规格执行。

此时，负责拍板的隋炀帝质问后者："你想以此收买人心吗？"听得此言，满朝文武瞬间噤若寒蝉。

最终，在雁门之围时竭力奋战的一万七千名将士，只有一千五百人得到了奖赏，并且最多的也只是提升了一级爵位。

要知道，杨广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在位时是这样对待军人的：

虽吝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

这还不算，紧接着，隋炀帝又召集大臣，商议第三次出征高句丽。

消息传出，各地将士就像被迎头浇下一盆冷水，刚刚凝聚起来的荣誉感与豪情壮志，化为对朝廷的愤恨与不满。

对于立下功劳的萧瑀，隋炀帝非但没有给予肯定，反而认为其在雁门时过于大惊小怪、有损威严，将其降至为郡守。

第二年，苏威建议隋炀帝镇守关中，发布诏令赦免各地起义百姓，让他们戴罪立功东征高句丽。如此一来，即可安内、又可图外，可谓一举两得。但此时仍自信满满的杨广认为苏威这是在妖言惑众，将其祖孙三代除名。其后，他更是不顾一众朝臣的劝阻，坚持巡游江都（扬州）。

此时，中原的瓦岗军渐成气候，隋炀帝派去镇压的王世充则心怀鬼胎，无力应对；名将张须陀孤军奋战，落入李密的圈套，兵败身死；公元617年，眼见隋王朝大势已去，在太原负责防御突厥、镇抚暴动的唐公李渊起兵，往西长驱直入占领长安，控制关中。618年，隋炀帝被最信任的宇文化及等人杀害，隋朝灭亡。

隋朝奔向绝路的根本原因：信用与民心的丧失

孔圣人曰："民无信不立"。一个政权如果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将无法生存；

《左传》也称："信，国之宝，民之所庇也。"

在后人眼中为政苛刻的秦国，正是依靠"言必行、行必果"勋爵制度，最终扫六合、平天下。

而隋炀帝杨广，则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鲜活的反面典型。强盛一时的隋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由于杨广的好大喜功，将民力消耗殆尽；在应当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却失信于民，彻底失去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只能如落得昙花一现般的悲惨命运。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诚哉斯言。

参考资料：《隋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