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春秋前末期政治混乱，表面是政权变更，实则是南北争霸的缩影

宋国春秋前期的政治变化

宋国的内变主要发生在春秋前期和晚期，春秋初期，受君位于兄长宋宣公的宋穆公，为报兄长之德，临死前将君位传给宣公之子与夷，而使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宋殇公与夷上台后重用孔丘的六世之祖、大司马孔父嘉，他们喜好争战，用兵频繁，执政十年与外争战十一次，国人怨情颇大。宋太宰华督曾与公子冯交厚，他不满于宋殇公的战争政策，对孔父嘉亦心怀忌恨，成为当时宋国政权结构中潜在的反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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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孔父嘉出征袭郑时被郑庄公包围于戴地，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国人怨言极大，华督乘机使心腹散布流言，告诉天下人此次出兵都是孔司马的主意。国中沸沸扬扬。孔父嘉以司马之职检阅军队，号令颇严，华督又使人扬言司马又要兴兵讨伐郑国。军士人人恐惧，许多人去华督门上诉苦，请求进谏罢兵。至晚，华督见门外聚众极多，遂假意以劝解的方式刺激煽动，使群情激愤。在众人的簇拥下，他前去叩开孔父嘉之门，众人一拥而上，将孔父嘉斩杀，孔氏家臣抱孔父嘉之独子木金父逃奔鲁国。

宋殇公闻讯，召华督入朝欲正其罪，华督称病不赴，秘密召军正商议，派兵埋伏于孔氏之门，乘殇公亲赴孔父嘉之丧时鼓噪而起，惊散侍卫，将殇公斩杀于乱军中。事后胡乱将军中二人坐罪行诛，以掩众目，并迎立出居郑国的公子冯为新君。华督利用国人的厌战情绪煽动政变，清除了位居政权结构核心的异己政治势力，宋庄公封为君后，华督升为国相，在新政权结构中的地位随之提高，国家的对外政策也有了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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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闵公执政期间的政变

宋庄公之子宋闵公执政时，因辱大臣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内变。宋闵公次与官人游乐，使猛将南长万弄戟助兴，宫人一片喝彩。先前，齐国鲍叔牙在长之战中被鲁将曹击数，他兴兵报仇时曾邀宋将南宫长万助战，长万在助战中中箭受伤，曾被鲁国俘获，当时释放不久。公本来不薄长万，此时见宫人为之喝彩，暗生妒恨，他擅长于赌博，遂命长万与自己博局决。长万连输几局，被罚酒五斗，已有醉意，不准闵公罢博。闵公借长万被鲁俘获之事羞辱他，长万恼羞成怒，挥拳打死闵公，一并杀掉华督等几员大臣，奉闵公之弟公子游为君，尽逐群公子，独掌兵权，一度实现了宋国的政权易手。

然而南官长万草建的政权结构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国人多有不服，而被逐的群公子不久在毫邑聚合起了巨大的对抗力量。长万之子南宫牛征讨时兵败，群公子率兵乘胜攻入宋都，公子游被杀，南长万出逃陈国，群公子奉宋桓公御说即君位。不久宋国以重贿收买陈国，使其诱拘并送归南宫长万，旋将其剁为肉酱。南官长万是一勇之夫，不能代表宋国的一种政治力量，他弑君逐臣而组织政权，使宋国的政权结构严重失衡。该政权破灭的命运在所难免，只不过政局反复给宋国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当以宋桓公为核心的政权结构在宋国建立并基本稳定时，齐桓公已做好了首合诸侯、称霸列国的准备，宋国虽然与齐国国力相当，爵位又高，但已丧失了与齐国竞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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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期宋国的双政权并存现象

春秋中期，宋国一度出现了政权结构中两种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执政的宋昭公喜欢田猎游戏，与帮宵小之辈相友善，其庶弟公子鲍礼贤下士朝中支持者甚多，形成另一股强盛的势力。昭公心忌之，准备尽除其党，不料其祖母襄夫人暗中将昭公之谋告诉了公子鲍，经过一番争斗后双方讲和，两股政治势力均吃不掉对方，于是在同一政权结构中相容共处。后来，公子鲍在祖母襄夫人的支持下广散家财，扶贫济困，厚买民心。尤其是在宋国的一次灾荒之年，公子鲍为施民竭尽私仓，襄夫人以中所藏相助之，因此举国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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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鲍通过施惠于民而赢得了极其广大的社会基础，后来在襄夫人的支持下，利用昭公外出狩猎之机发动兵变，将昭公及其同党斩杀于路途，夺取了君位，是为宋文公。宋文公是为了在政权结构中清除政敌，提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注重自我政治力量在全社会的发展壮大，他首先设法加重自我政治力量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分量，而后顺理成章地进行政权结构的重组，不失为施政的高招。

春秋末期的政治变化

春秋末期，宋国华氏私族势力崛起，与公室政治势力在政权结构中发生尖锐矛盾。宋元公欲削华氏之政，做事不密，双方发展为公开的对抗。华亥在与宋元公的矛盾较量中受制于于君臣观念的束缚、放弃了已经取得的优势，情况变化后又未做丝毫防御准备，最终导致了自我政治势力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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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处在晋楚争霸的中间地带，两霸争夺的国际政治斗争反映到国内及其政权结构中，曾数度出现过依靠不同霸主支持而对峙的两个武装集团。晋楚兵之会前，楚国曾派兵攻下宋国的彭城，使宋国的反叛势力鱼石等五大夫据守。晋国则支持宋国攻取彭城，围绕彭城的争战是北南争霸在宋国的反映。由于宋国在天下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它在春秋后期的每一次重大内斗都为北南霸主所插手利用，其国内的问题随之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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