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浑因为王濬不等到他来,就先接受孙皓投降,心中十分怨恨,就想攻打王濬。
何攀劝王濬把孙皓送给王浑,事情才暂时得到缓解。
何恽急忙给周浚写信,说:“《尚书》中尊崇礼让,《周易》中赞赏谦让,这是古文所吟咏的,道家所崇尚的。前次我们打败张悌,吴国人丧失气势,王濬乘着有利的时机,攻陷吴国的大片土地。若论先后,我们实在是后至之师,行动上既已受损,大事又未能成功,现在却要争功。对方既不忍气吞声,针锋相对,那么双方就将失去和睦,引起恃功相争的鄙习。我认为这种行为实在不足取。”
周浚收到信后,立即劝谏阻止王浑。
王浑不听,上表说王濬违反诏命,不服从调度,还捏造事实诬告王濬有罪。
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为妻,在朝廷宗族帮派中很有势力。
在王济的操作下,有关部门上奏司马炎,请求用囚车把王濬召回京师。
司马炎没有同意,只是下诏责备王濬不服从王浑的命令,违抗诏命,求功心切。
王濬上书为自己申辩,说:“我先接到诏命,让我直接到秣陵,又命令我接受太尉贾充调度。我于十五日到三山,看见王浑的军队在北岸,王浑写信邀请我去他那里,当时我的水军正顺风乘势直到贼城,没有理由再调转船头返回去见王浑。我在中午时到秣陵,黄昏时分才接到受王浑调度的命令,命令我于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率领全部属下,回过头去包围石头城。还要我报告所率蜀地兵士以及随我东下的镇南各军的确切人数。我认为孙皓已经来投降,没有理由徒劳地包围石头城。另外,士兵的确切人数,不可能在匆促之间就能很快得知。况且,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所以我才没有遵照执行。并不是我胆敢不听圣明的诏令。孙皓众叛亲离,匹夫独坐,像麻雀、老鼠那样贪生,苟且乞求一条活命而已。但是江北的各部队不了解虚实,不早些来捉拿孙皓,自己造成了失误。我一到便得手,就更遭到怨恨与不满,还说什么守贼守了一百天,却让别人得到了。我认为,侍奉君王的原则是,假如有利于国家,无论生与死都要追求。如果顾虑别人猜忌怀疑因而逃避过错责任,这是作臣子的以不忠诚得到的私利,实在不是圣明的君主与国家的福气。”
王浑又递上周浚的书信,信上说:“王濬军队得到了吴国的珍贵物品。”
又上奏说:“王濬的牙门将李高,放火烧了孙皓的宫殿。”
王濬也庚即上表,说:“我孤根独立,与强大的宗派结下了仇怨。如果是冒犯了君王的罪过还可能得救,但要是得罪了权贵之臣,灾祸就难以预料了。吴中郎将孔摅说:‘二月武昌已失守,晋国水军马上就要到了。’孙皓巡行石头城回来,他手下的人都挥舞着刀枪,大呼说:‘正要为了陛下去决一死战,’孙皓非常高兴,信以为真,就把他的金器宝物全都拿出来,赏赐给了这些人。然而小人无礼,这些人得了值钱的东西就飞快地逃走了。孙皓非常恐惧,于是打算投降伏罪。孙皓派出的使者刚离开,他手下的人就开始抢夺财物,掠夺孙皓的妻妾,放火烧了宫殿。孙皓抱头鼠窜,唯恐不能活命。我到那里时,这才派人把火扑灭。周浚先进入孙皓的宫殿,王浑则先登上孙皓的船。我是在他们之后才到的。孙皓的宫里,连可以坐的席子都没有,假如有遗留下来的珍贵之物,也是周浚与王浑先得到了。周浚等人说我聚集蜀人,不准时把孙皓送去,是想谋反。他们还吓唬吴人,说我要把他们都杀了,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抓走,希望吴人作乱,以发泄他们的私恨。像谋反这种大逆不道的罪名,他们尚且用来加到我的头上,其他的诽谤与诬陷也就是必然的了。今年平定了吴国,的确是大喜之事,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却遭到了灾祸与忧患。”
王濬到了京城洛阳,有关部门上奏司马炎,说王濬违抗诏命,极不恭敬,请求把他交付廷尉,依法判罪。
司马炎不同意。
于是他们又上奏,说王濬在赦免了吴人之后,还放火烧了吴人的一百三十五艘船,应立即下令把他交付延尉,关进监狱里追究审问。
司马炎还是不同意追究王濬,下诏说:“不要追究。”
拜王濬为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职务。
旧制只设步兵五营,新置一营就是从王濬开始的。
有关部门又上奏,辅国将军按位次不是很显达的官,不应配置司马,不供给官骑。
结果司马炎下诏,按外镇将军的标准,供给王濬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组成辅国营,供给亲骑一百人、官骑十人,配置司马官。
又晋封王濬为襄阳县侯,食邑一万户,儿子王彝封为杨乡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绢一万匹,又赐衣一套、钱三十万及一些食物。
王浑与王濬抢功,争执不休,司马炎很是头疼,命令守廷尉刘颂去调查处理此事。
刘颂经过一番调查,最后判定王浑立了上功,王濬是中功。
司马炎认为刘颂断法不合理,一气之下把他降为京兆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