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人当道多叛乱——浅谈五代十国的军事制度体系
五代十国时期，军人的地位要普遍高于文官，这一时期，权反在下已经成为了常态，几乎每年各朝都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叛乱。这一军事职业化的时代，完全就没有忠孝仁义的观念，直到北宋的建立，五代军事职业化才被彻底打破。那么，五代十国军事化是怎样产生的？
一、军事职业化的开端
五代军事职业化，是延续了唐朝的藩镇割据。而地方藩镇割据的开始，就起源于节度使制度的设立。
节度使制度本来是唐朝戍边政策的一部分，天宝年间，唐王朝的版图达到了全盛，为了更好的控制边疆，唐玄宗便遵照宰相张说的建策实行节度使制度。玄宗在边疆一些重要的地方设立镇所，并以朝廷重要官员担任节度使防守。一开始，节度使只管理边疆各镇的军务，但随着唐王朝的衰弱，这些地方军事长官却成为了实际上的土皇帝。
唐朝由盛转衰的起点是安史之乱，这一地方性的叛乱沉重打击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同时，它也使得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立。随着唐朝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减弱，那些原本戍边的地方军事长官开始割据自立，他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甚至公然与中央分庭抗礼。在唐代宗、唐德宗时期，唐朝所谓的河北三镇就先后爆发了多次叛乱，他们甚至一度还攻破了长安，威胁皇帝的生命安全。
地方性的割据，使得节度使权利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篡夺了地方的军政大权，甚至还公然称王称霸，昔日强盛的唐王朝，完全由强盛走向了衰弱。
五代军事职业化就是延续了唐末这一特点，这些后来称帝建国的皇帝，从一开始就是唐朝的藩镇节度使，不管是后梁的高祖朱温，还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岐王李茂贞，他们都曾是唐朝的地方性大员。在这乱世之下，军事力量成为了考验一个王朝兴衰成败的根本条件，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一时期内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二、募兵制是五代军事化的关键
府兵制改募兵制是唐朝军事改革的一大重要特点，而这一关键因素一直影响到了五代后期。
唐朝前提主要实行府兵制度，这一军事制度是与均田制而相呼应，也就是所谓的亦兵亦农制度。府兵制下，唐朝中央政府统一分配土地，而唐军也是战时为兵，忙时为农。不过，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这一制度却遭到了破坏。原来，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户口锐减，一些民众为了躲避战乱，只好远逃他乡，在这种情况下，均田制就遭到了破坏。由于农田无人所耕，且人口大量流亡，政府就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实行大规模的土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豪强大族便自己招揽士兵，他们遵照唐朝中央政府的允可，私自招揽士兵，并将他们编募到自己的麾下。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兵归将有的局面。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禁军彻底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遂不得不依靠那些私自招募士兵的军事将领，再加上安史之乱投降的那些降将降兵，这就组成了后期唐朝军事化的主要力量。
藩镇就是在募兵制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而节度使制度，也恰好最后成为了各募兵将领需要获得的头衔。因为只有坐上了所谓的节度使一职，各藩镇才能获取统治地方的合法性。曾经代唐建立后梁的朱温，曾经就是唐朝的宣武节度使。
三、权反在下模式的形成
藩镇刚刚形成的时候，各募兵将领都有一定的威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募兵制的实行，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军人的地位，特别是那些中下级武官，因为节度使为了控制全军，就不得不依赖于中下级武官，所以无论在战争前，还是战争后，首领都尽可能地对这些武官保持恭敬。为了防止这些武将变心，首领就不得不对他们大行封赏。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一个循序渐次的过程，后梁时期，各地节度使还是基本保持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情况，但随着后唐的建立，它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唐以后，权反在下已成常态，在五代军事体制下，皇帝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就不得不过多依靠于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不管是后唐庄宗李存勖，还是明宗李嗣源，他们都曾实行过重赏。
募兵制下，将领与士兵只是一种需要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利用。将领需要士兵的忠诚，从而对他们大行封赏，不过，这也往往无法满足中下级武官的诉求。后唐庄宗就是曾经因为赏赐不公，才引起了所谓下级士兵朱守殷的叛乱。因为首领需要中下级武官的支持，所以就不得不允许他们独立控制军队。
五代时期，中下级武官常常会在旧主和新主面前面临选择，他们不会忠于任何一位首领，同时，他们也会选出能够满足自身利益的真正领袖。不管是旧主还是新主，谁给自己的福利丰厚，他们就支持谁。
四、五代军事体制利弊
五代时期的军事体制其实就是军事职业化的翻版，在这一段时期内，将帅和武将之间其实就没有所谓的忠诚关系，他们只是利用和合作的利益关系。在这一军事职业化下，各军阀之间相互混战，他们以军事实力而说话，完全没有所谓的忠孝观念。由于募兵制开启了私人武装的进程，所以才导致了以后权反在下的状态。这种军事体制直到北宋的建立才被彻底根除，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国家终于走向了统一的道路，同时，文人治国传统也重新回归。
参考文献
1.（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
2.（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