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父之仇、杀子之恨，周文王和殷商仇深似海，一场牧野之战全报了
商周恩怨的开端
按《史记》记载，商和周原本是一家子。因为周人的祖先弃，是帝喾之子；而商人的祖先契也是帝喾之子。只不过契的母亲是帝喾的次妃简狄，而弃的母亲是帝喾的元妃姜嫄。如果按子凭母贵来说，弃的出身还要比契高一点。既然是同祖同宗，为什么商人和周人还会产生矛盾呢？咱们细细说来。
弃自幼好稼穑之术，是种地的一把好手。据说他种的地，产量比别人高很多，而且种类也丰富，附近的农民都跟他学技术。他的名声越传越广，后来传到了帝尧耳中，被封为农师，成为奉旨种地的第一人。他这个种地大户，又是农业生产标兵，不仅自己富了，还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到了帝舜当政时，封弃于邰，并赐号后稷，别姓姬氏。
后稷踏实肯干，并没有因为封地赐号就飘飘然了，反而愈加勤恳地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他的后代也是如此，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发展夏王朝的农业技术而努力。但夏王朝很快就政治衰败了，后稷之子不窋也被夺爵罢官，跑到了西部戎狄的地盘上去讨生活。
自此之后数代，周人都远离了中原，在戎狄的地盘上艰难求生，一直默默坚守着后稷的遗志，靠着种地本本分分地养活全族人。直到古公亶父时，才在岐这个地方脚下站稳脚跟，有了一小块地盘。古公就是文王姬昌的爷爷。直到此时，商人和周人都没有什么交集，至少没有相关的史籍佐证。
后来，古公传给了季历。季历，后世称为王季，此人贤明能干，颇具帝王之才。他的两个哥哥太伯和虞仲为了给他让位，跑到了当时东部沿海的蛮荒之地，后来建立起了吴国，这是后话。商周两族产生交集是从季历开始的。
季历继位以后，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把老爹留下的地盘发展壮大。这个战略并不是他想当然的决定，而是当时周人的处境决定的。古公亶父占领的这个岐地并不是今天凤翔的岐山，而是在泾水和渭水之间、咸阳以北、高平以西的一处地方。这个地方处在戎狄之间，饱受戎狄侵扰。季历也是为了生存，被逼无奈征讨四周的戎狄，令其臣服，结果反而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季历这么一打，问题就来了。原本商王朝并不重视西北这片地方，戎狄族内部四分五裂，并不团结，最重要的是武器和文明程度都远远不及中原王朝。所以商王朝才忽视这个地方，觉得不足为患。但是现在季历征服了四周的戎狄，地盘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已具备诸侯国的规模。原来一盘散沙的地方，突然多出了一个不小的国家，不得不引起商王朝高层的关注。商王封给季历一个诸侯的爵位，至于是不是伯爵，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此时的周人已经有资格站上历史的舞台了。
可以说，在商王帝武乙之前，商人和周人的关系还算和谐。尽管商王意识到周人很可能成为日后的威胁，但此时一切还没有爆发，双方还维持着相敬如宾的关系。双方心存芥蒂是从帝武乙之死开始的。
众所周知，商王武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被雷劈死的帝王。这个事说起来有点蹊跷：毕竟这种死法的概率实在太低了，尤其在古代，既没有电子设备，也没有招雷的物件，谁能知道哪儿道雷劈中哪个地方呢？况且知道雷要劈到哪个地方，谁还会站在原地不动等雷劈呢？这是整个案件最奇葩之处，但跟周人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这里面的关系大了。因为武乙遭雷劈的地方正好在河渭之间，这块地盘当时属于周人管辖。武乙带兵到这里来狩猎，很明显是在耀武扬威，在挑衅。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商王这么过分，周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况且一个大活人遭雷劈死，这事太神乎其神了，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商人就开始怀疑周人从中捣鬼。其实也可以说是商人自己心虚，疑心生暗鬼，看谁都像凶手。
到了武乙的儿子太丁继位后，季历按礼制来朝商，结果被太丁扣留在商都，直到死在商国。季历之子昌就在这种情况下继位了，他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而商周二族的恩怨也将延续下去。
姬昌与帝辛的恩怨
姬昌继位后，按理说应该替父报仇。姬昌与大禹的情况不同。虞舜杀鲧是因为治水不利，是为天下而杀，有正当理由，所以大禹不选择复仇，而是专心治水，强大部族是正确的选择；倘若他彼时选择复仇，无异于选择了正义的对立面。但季历是被太丁毫无理由地强行扣留，并软禁致死的，姬昌有充足的理由复仇，为什么他选择了沉默呢？难道他不想为父报仇吗？
原因很简单，因为周人的处境不允许。季历的武力征讨，在一定程度上为周人赢得了生存空间，但也与周边的邻居产生有仇怨，甚至遭到了忌惮。季历一死，姬昌新立，原本就想吞下周这块肥肉的戎狄部落更加虎视眈眈，其中武力最强的是北边的昆夷和猃狁，而东边就不必说了，大商帝国正时刻准备着姬昌的复仇。强敌环伺之下，姬昌只得忍下父仇，捡起老祖宗留下的看家本领——关起门来种庄稼。
当然，周人并不是真的闭关锁国。姬昌一生最厉害的本事，不是发明六十四卦，也不是为武王伐纣奠定基础，而是忍！表面上波澜不惊，喜怒不形于色，这种人最不好交。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甚至你得罪了他都不知道。说得狠一点，死在他手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姬昌表面对商恭敬如初，暗地里招徕贤士，广纳人才，为图大业积极准备。后来武王的肱骨之臣，散宜生、闳夭、太颠、辛甲等都是这一时期投靠周的。
就在姬昌精心发展兴国大业时，商王朝这边迎来了新主帝辛，也就是姬昌终其一生的死对头。帝辛为人，用太史公的话说“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把所有的计谋都写在脸上了，这样的人其实不太适宜当国君，比较适合当将军，冲锋陷阵没问题。
太丁是帝辛的祖父，其实到了帝辛这一代，商周之间的前世恩怨已经淡化了；但是在姬昌心里，父亲之死依然隐隐作痛，如鲠在喉。但姬昌清楚自己处于劣势，要想复仇谈何容易，他唯有继续强大部族，静待时机；另一方面，他则积极了解朝歌的动向，了解帝辛的所作所为，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当看到帝辛对付朝中一班老臣的手段，再加上他穷兵黩武的劲头，姬昌加快了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很多小诸侯、有识之士前来投靠。一时之间，他麾下也称得上人才济济了。而表面上他愈加低调谨慎，事事小心。然而，即便如此，姬昌还是如他父亲一样，没能躲过商王朝的猜忌。
姬昌经过一番招兵买马、广纳贤才，使得西岐很快强盛起来，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诸侯国。邦交和人际交往差不多，越是强大，想和你做朋友的人就越多，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眼见依附西岐的小国越来越多，连中原的很多小国也纷纷投靠过去。中原地区的一些大诸侯国坐不住了。因为这些小国以往都是他们的属国。
《封神演义》里写过一段，东、西、南、北四镇诸侯各领两百小诸侯，总共八百诸侯汇聚朝歌。虽然艺术创造多有夸张的成分，但商周之际的诸侯分封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西岐的强大触动了中原大诸侯国的利益。周星驰电影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视钱财如粪土，谁动我粪土我跟谁玩命。”这些大诸侯国已经蓝了眼睛，于是一场构陷姬昌的阴谋就上演了。
有个叫崇侯虎的诸侯（《封神演义》里的北伯侯崇黑虎）就跑到帝辛面前，苦口婆心地劝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倾服，恐怕于您不利。”言下之意就是，这个西伯玩阴招，把人都笼络到他那儿去了，你帝辛就成了孤家寡人。
偏巧当时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帝辛曾任命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专门负责征讨各地不臣服的诸侯小国。但是这三位呢，都不太上心，毕竟这种征伐不太仁意，而且会四面树敌。可是帝辛不高兴了，影响他发展东征事业了，于是就把怒火发泄到后宫这些嫔妃身上，整日在后宫里耕耘。一些会来事儿的嫔妃就冒了头，甚至狐假虎威的情况也偶有发生，一时之间，后宫乌烟瘴气。
正巧九侯的女儿在宫中为妃，她为人比较正直，看不惯后宫这些荒淫之事。一来二去，她这点小情绪被帝辛知道了。正愁拿九侯这老家伙没办法呢，他女儿就送上门来了，干脆给这老家伙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进退。九侯的女儿就这样被帝辛借题发挥给杀了。
杀完之后，帝辛又有点后怕了。九侯毕竟是三公之一，有自己的封地兵马，这要是把事情搞大了，朝臣那边也不好交待。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把九侯骗到王宫剁成了肉酱。
这动静可不小！鄂侯为人忠肝义胆，嫉恶如仇，就是不懂得进退之节，一怒之下直谏帝辛，为他的老哥们儿鸣不平；帝辛正在气头上，寻思：“又来一个不知死活的，杀一个是杀，杀两个也是杀，干脆把你也捎上”。于是帝辛也一怒之下把鄂侯剁成了肉脯。
这就是事情的前因。三公去了其二，只剩下西伯姬昌一人，姬昌就成了最后的威胁。帝辛怎么看姬昌怎么不顺眼，但是又没理由处置他。崇侯虎在这个时候进谗言，其心可诛。不过这等小儿伎俩，还是被帝辛笑纳了。
帝辛派崇侯虎去观察姬昌的反应，其实就是看他悲痛不悲痛。不过这是一道两难的题：如果姬昌表现出悲痛，那他就是同情罪臣，对帝辛不敬；如果他表现得不悲痛，那就是不讲仁德，缺乏同袍之义。总之，无论姬昌怎么表现，罗织的罪名已经提前为他准备好了。
姬昌选择了泰然处之，正常地表达情感，该伤心就伤心，该流泪就流泪，当然也没必要刻意表演。反正都是获罪，至少留个好名声。
崇侯虎自以为得逞，回去向帝辛买好。帝辛听了，正合心意，即刻发兵西岐，趁这个天赐良机，一举灭掉西岐。可是姬昌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大义凛然，束手就擒了。原本计划好的灭周大计落空了，帝辛心里这个气呀！紧接着，他这一拳又打在了棉花上。
被押解回朝歌的姬昌不卑不亢，也不挣扎，就是一个劲儿地喊冤：一边说自己无罪，一边又发誓效忠。真是一点机会也不给帝辛留！帝辛虽然火冒三丈，但苦无理由，也只得把姬昌囚禁在羑里。
虽然姬昌被囚，表面上看帝辛占尽了便宜，实际上这一轮过招，西岐并未伤及国本，甚至还借帝辛的无理弹压圈了一波粉儿。少了国主的西岐，国内更加团结了，一些常年被帝辛欺负的小诸侯国暗许西岐，同仇敌忾之情甚嚣尘上。
这些背后的小动作怎么可能瞒过聪明的帝辛呢？此时，姬昌的长子伯邑考也在朝歌做人质，这位大公子是个耿直小伙，又加上一直为父亲被囚一事耿耿于怀，所以不小心得罪了帝辛，被做成姜汤给姬昌吃了。——也有可能是帝辛找借口杀他，以刺激姬昌起兵反抗，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灭掉周国了。不过，无论帝辛使什么招，姬昌表面上都平心静气，看不出差点波澜。论忍功，姬昌真是天下无敌！
杀父之仇、杀子之恨，姬昌和商王之间可能八字不合，天生就是死对头，这也导致了商周之间必有生死一战。
农民与奴隶的大战
虽然姬昌和商王之间宿怨已深，但他穷其一生也没有对商开战，或者说，他在位期间的西岐并不具备与商开战的实力，这大概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但也成全了文王的仁君风骨。
到了姬发继位时，杀祖之仇、杀兄之恨尤在，但他不必再忍！因为此时天下三分，周占其二，且兵强马壮、人才济济，又有周公旦、召公奭、吕公尚等一般能臣辅佐，正是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具备了向强大的商王朝发起进攻的实力。况且帝辛一味东征，大军驻扎东夷日久，早已成尾大难掉之势。姬发便趁朝歌兵力空虚，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
姬发为了发动牧野大战，真是毕其功于一役，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是发到舆情，只字不提祖父兄三代的冤屈，而将帝辛包装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最大限度地争取诸侯国的同情；同时积极备战，从武力到民生，从军事到经济，甚至还征集了很多农民上战场，这些人在军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周是农业国家，农民占主要人口；而周以外的诸侯国，基本上还沿用商制，奴隶占主要人口。虽然两种制度受益最大的都是统治阶级，但从底层人民的利益和生存体验来说，却是截然不同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生老病死、赚了多少钱，那都是奴隶主的，连学会的知识和技能都得为奴隶主服务；而农民是自由民，人身自由是自己说了算，收了庄稼除去给土地主交租外，剩下的可以留给自己食用。所以说，农民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这样就有了尊严，这是奴隶所不敢想的，也是周国体制最吸引人的地方。
姬发的军队中收编了很多农民，他们就是最好的舆论武器，现身说法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是巨大的。所以，周国的军队总是一边打仗一边收编流民，不断壮大。虽然这样解决了兵源问题，但是农民毕竟不是军人，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化训练，作战能力非常有限。即便是日夜操练，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与商王朝的中央军抗衡。所以，周军要想赢，只能用短平快的策略，打商军一个措手不及。
既然是突袭，战争的地点很重要，既要选取商军防守相对薄弱的地方，又要具备一定的威胁性；毕竟一旦拖入持久战，周军战斗力不足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周军为什么把决战地点选在牧野的原因。
商周之际，城市建设是按城、郭、郊、牧、野来规划的。诗经《尔雅》中写道：“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可见，牧野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指朝歌郊外的一片空旷之地。商军想不到，周军居然敢到朝歌来挑衅；加之牧野到朝歌不足半日路程，等到帝辛回过神来，再从东夷调兵已然来不及，只能依靠朝歌城内的守军顽强抵抗。
虽说商军基本上是职业化军人，但是这些军人的成分大多是奴隶，打输了就是个死，打赢了功劳都是奴隶主的，这谁给你拼命呀？再说，帝辛平时喜怒无常，再加上之前干的那些事，跟着这样的主子，连刀什么时候架到自己脖子上都不知道，谁不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商军中真正拼命的人寥寥无几。
周军这边就不一样了。打赢了仗，既能领上峰的封赏，还能在家乡享受荣誉，没准交租交税还有优惠；再说，这可是打进朝歌城，很多人一辈子连西岐都没出过，这下一夜之间要进首都了，那不仅是开了眼，足够他们回去吹上半辈子了。这就跟今天很多外省人到北京似的，看什么都好，毕竟是首都，全国头一份，连喘气都觉得舒坦。
牧野之战被姬发视为生死之战，所以几乎倾全国之力，出动了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当然还有一些参战的小诸侯国贡献了军事力量。商军只看见乌泱乌泱的一群人朝来势汹汹，心里不禁直打颤。敌我悬殊之大，再正规的军队也怵头。再加上帝辛急于求成，发令严惩后退逃兵，大家伙一琢磨，打不打都是死，投降还能有条活路，以后当个农民，还能恢复自由身，所以很多人一狠心就降了周。
这场战争，周军只是在初期打得比较艰难，也出现了血流標杵的情况；但顶过了一两波抵抗后，商军的士气就下落了，此时周军趁势进攻，几乎没遇到太多阻碍就破了朝歌城。帝辛只得退回城内，紧闭宫门，为自己谢幕赢得一点时间。
商周之间的这场大清算，最后以帝辛自焚而终。当姬发砍下帝辛的头颅时，祖、父、兄三代的恩怨才画上句号，而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
阻挡不了历史的洪流
商周之间的恩怨最终以周兴商灭而终，实际上却上两种制度的交替。牧野之战表面上看是周人和商人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却是农民和奴隶在打仗，胜负其实早有定夺。
商人对周人更多的是忌惮。商王太丁扣留季历，并不全是因为父亲武乙在周地被雷劈死这事。他好歹是一国之君，怎么会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猜测就枉杀诸侯呢？真正令他不悦的是周人日益强大的实力，令他心生忌惮。后来帝辛又将实力日渐雄厚的姬昌囚禁在羑里，这与当年夏桀囚商汤于夏台，如出一辙。
而周人对商人除了家仇血恨，更多的则是想取而代之。当帝辛正在干着所谓倒行逆施的那些事时，姬昌却隐而不发，秘密地开始招兵买马，用太史公的话说“西伯阴行善”。这个“阴”字用得狠毒，写出了姬昌的满腔仇恨，也写出了他的宏图大志。一个能忍下父仇子仇的人，绝不简单，他的内心简直藏着个巨人。而这一点，恰恰是帝辛所不能比的。所以，胜负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定好了。
当然，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周虽然经济发展不及商，军事力量也不及商，但发展农业、取缔奴隶这个制度却甩了商几条街之远。而农业制度也成为了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国策。可见，世间最可怕的是历史的洪流，湮没一个王朝，也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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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