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词作“风流”、却广为传唱，这在礼法严明的古代，妥当吗？
诗仙李白
“唐人长短句，诗之余也，始于李太白。”宋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宋代文化的代表。终宋一代，宋词大家不可胜数，前有晏殊、欧阳修，后有苏轼、秦少游，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宋代文化之繁荣，以词为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宋代文化意识之变迁
经过唐末以来的战乱和动荡，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经济上，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日趋繁衍；政治上，魏晋形成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衰落走向消逝，庶族地主势力日趋上升，南方人才崛起，并由此形成新的官僚政治。赵宋立国之初，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统一中国，二是中央集权。两者共同指向了重文轻武、崇文抑武的政治基调。
这样，为宋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滋养。
宋代南方经济繁荣
宋代文化的发展面临的是崭新的环境。其一，经历了五代重武轻文的局面，要重塑中央权威，则必须矫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其二，儒释道三教合一趋势难以阻挡，儒学需要一次更为彻底的改革，从经学转向道学。其三，中央大权旁落，地方经济活动活跃，市民阶级的文化需求得到了初步表达。
其结果是，宋代的文化更为多元，发展更为完善——“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大而化之，怕有皇皇数言；具体而微，不妨移驾文学。
宋代文人
文学的传承上，统一的宋朝，继承了中晚唐的文学风格。从审美情趣而言，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引起宋人的重视。
其一，是文艺审美的精致化。对事物人情的体味深刻细腻，对语言技巧的娴熟精确，使文学创作成为一种精雕细刻的创作活动。其流弊便是，当他们描述的事物与人情已经类型化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语言形式与篇章技巧中去，形成一股形而下的风尚。
其二，是文艺审美的世俗化。经济繁荣与文化普及，使文学接受群有了更广大的空间，从而又有更贴近生活贴近口语的审美要求。得风气之先的文学家们，以世俗的要求推动他们创新的勇气，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避免了民间文艺原始形态的粗鄙，从而走上一条与社会进步同步的新的创作道路，出现了宋代诗文革新。
宋代民间文艺
宋代文学的精致化与世俗化，是两个相互矛盾又相互配合的审美观念，一直主宰着有宋一代的文学创作，并且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文艺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既有欧阳修，其微观的时代性也不可忽视。因此，除此之外，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仁宗前后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意识。公认的是，仁宗一朝人才辈出，国力强盛。彼时的政治局面是，宋辽约为兄弟，西夏刚刚独立，金朝杳无音信，大理不值一提。而国内还算平静，百姓乐天知命。
这样，世情发生了变化，从五代的醉生梦死，变成北宋早期的积极昂扬。从内容上讲，才子佳人固然让人津津乐道，但有志者不满足于儿女私情，而想要大展宏图；从体裁上讲，唐诗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但诗已经不足以抒写新时代的心声，读书人需要另一种方式留下自己的光彩，留下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宋仁宗
因此，宏观上，宋代的变化是文化、学术、思想、审美变化的一个阶段，有更为宏大的历史原因；微观上，宋词的改革势在必行。
欧翁词作风流之流传
我们熟知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都是出自欧阳之手。欧翁为文，朴素淡雅，载道为胜；欧翁治学，字字严谨，稽古考异。然而欧翁作词，竟纯出天然，深婉含蓄，上承五代冯延巳之深挚，下启东坡疏俊，少游深婉。善作男女缠绵词而立意深远，着实不凡。
然则欧阳修这样一位文坛圣手、政坛老将，风月文章的流传不外以下几点。
1、个人名望和影响力的加持。
欧阳修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道学家。无论在朝在野，欧阳修名望都一时空前。前文说过，在宋代，词已经经历过时间不短的发展，庙堂江湖之间，都有文人逸士出口成章，妙笔生花。
欧阳修雕像
与诗不同，唐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风雅颂，宋词的渊源，却是长短句，一来是时间过短，二来是出自民间。于是，主流观点仍然是，诗词是消遣而已，
我们知道，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文坛领袖，那么，以此观之，欧翁偏爱言近旨远的词，理固宜然。其词有男女缠绵，有怀古鉴今，有直抒胸臆……多半意象合宜，用典浅近，既能够显示文坛盟主的功力，又能够拉近与后学百姓的距离，何乐而不为呢？欧翁常做科举的考官，即使为“前途”故，也有不少后学热衷于透过文字研究考官性情，何况本人忠贞体国，而词作妙笔生花。
欧阳修经典作品
从晏殊到欧阳修，再到苏轼、秦观，他们实际上都为词的雅俗共赏做出了贡献。此处当有一闲笔。
正如初唐乃至盛唐的诗有六朝金粉气，宋代，尤其是欧阳修时期的宋词也深受五代的影响。其中，欧阳修和同时代的人，应当是五代浮华与宋词激昂之间的过渡。
因此，尽管欧阳修作为一个明晃晃的正派人，而写出了诗余的词，甚至是众人眼里等而下之的男女情事的词，于他个人来讲，是无损他的权威的，而且为文坛盟主增添了温情风流的色彩。于整个士林而言，也是包容的、崇尚的。当时尚且是填词而非作词，词附丽于曲而存在，男女、筵席、流年原是五代以来的传统意象了。
欧阳修写男女之词
2、对词的大胆突破
欧翁生于景德四年，七二十余岁，转眼间，足够沧海桑田。抛去万般矫饰，欧翁的词在宋词发展的过程中，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起初，长短句是教坊司歌儿舞女的唱词，为愉悦媚上。晚唐至于五代的词，则是从民间走向府第、宫廷的。五代时候，王公贵族生活浪漫奢侈，作为新声的词成为他们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王公大臣以及依附他们生活的文士，创作了大批主题集中在男女情事，而语言形式却较民间创作更雅更精的词文本。俗中之雅是宋初文人继承的普遍基调。
欧阳修雨霖铃
欧阳修作为改革家，其革新诗文的豪气，在词创作中也有表现。他在词中具有开创性的活动，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把代言拟情改为自言实情。五代词的主角，多半是歌姬，而欧阳修和他的同道之人将主体转换为自己。词当然是为演唱而写的，但欧阳修不是代表歌伎写词，而要歌伎唱他写的词，抒情主体从歌伎转移到自己。欧阳修以北宋文坛领袖身份，把词这种文艺形式拿来直接作为张扬个性的手段，影响自然更大。
歌伎
从“代言”到“自述”，词风就会有大的变化。其次，欧阳修写了一些风格爽迈的词作，与当时演唱方式不融洽，然而却有开拓性。这就是说，词的题材和风格，要和唐五代大量的词有很大的不一致了。例如，《渔家傲·秋思》这样的豪放词，在苏轼出现之前，多半不入曲，传唱度不高。
从五代到宋初，填词的多为达官贵人、文人名士，按曲填词，利于饮宴演唱，强调时间艺术的接受特点，不能不尽量写得通俗一些，使听众易于接受。但他们文化修养高，又有长期古典诗歌可供模仿、借鉴的方便与压力，所以笔下虽然尽量通俗，但仍然不失其雅。所以，他们算是雅人之俗，作品也是雅中之俗，还是比较传统的。
渔家傲秋思
总的来说，起先是先有曲子后有词，欧阳修的尝试是抛开曲子看词，减少了创作的束缚；抛开男女写词，风流而不下流。这就开拓了词的风格，把词从依附的地位，抬高到创作的主体。这些，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正是晏殊之后，苏轼之前的这些词人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有贾谊、陆贾之风。
那么，且容我赘叙欧阳词作风流而广为流传的原因。首先是，欧阳足够优秀而又身居高位，受人追捧。其次，宋代文化百花齐放，包容广泛的艺术创作，自然也对欧阳的词作有足够完善丰富的鉴赏标准。第三，欧阳的时代，还没有完全摆脱五代词的影响，填词的目的便是传唱，自然风月词更多。第四，欧阳所作风月词，符合人们对一个风流才子的期待，契合北宋的文化氛围。第五，欧阳之风月词为市井代言，更多地描写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城市生活，城中百姓喜闻乐见。——或曰，传唱者喜闻乐见。
繁荣的北宋
宋代文化的百花齐放
1、开明的文化政策
正如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即是重文轻武。因此，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官方与民间的良好互动，而这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起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宋太祖即位之初便重用文臣，吸引天下贤能之士，给人留下的重文的印象。其后用文臣充任知州、通判、典军，逐步取代了武人的地位。这对安定社稷，抚恤民心，吸引文臣参政是很有好处的。也正是因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确立了文臣的政治优势，提升了文人的社会地位。
赵宋建国之初对科举取士之制十分重视，进行殿试，这使参试者一跃为“天子门生”。构建了皇帝与臣子之间直接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朝臣之间的党派勾结。由此科举取士不仅定为常制，且时有改进，录取名额亦逐年增加。这种取士宽厚之风，终宋一朝而不衰。
科举
由“重文”而崇儒，由崇儒而兴学，势所固然。起初，庠序仓促，朝中有“教不由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之诘，其后，私学、官学相继兴起，激发了各地读书人参政议政、求学治学的积极性。
另外，宋代还注重书籍的收藏整理和编纂。除了儒家经典，更有佛经、道经、医术、兵书、工匠之书，不可胜数。——而这也可以作为宋代文化全面发展的旁证。单一的儒学发展已经不适用于新的时代要求，宋代文化囊括了更多庙堂之外的结晶，更为亲民。
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社会上，由官方带动、民间自发配合的重文轻武，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温床。
宋代重文
2、活跃的市井活动
宋代在历史上并非太平盛世，但在经济文化方面却有很大的发展。
种种原因之下，与前代相反，宋代选择田制不立，于是土地兼并大行其道，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向城市，变成宋代特有的“坊郭户”。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华和人口的密集，百姓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增大。因此，艺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从城市到农村，从市井百姓到失意文人，处处都有艺人的身影。艺人彼此之间有结社现象，演出时也出现固定场所，如瓦舍、勾栏。或者一些没有固定场所的所谓“路歧”。
市井百姓也有自己的文化需求，自然不能以庙堂的锦绣文章来要求，这就是市民阶级兴起之下文化的下移。这些人的文化娱乐，或被君子相公目为俗气，但已然蔚然成风。倒逼许多官人也参与到俗气的文化创作中来。
勾栏瓦舍
以词为例，原本是上不得台面的，不也与诗并称了吗？而柳七当年奉旨填词，与这般文化现象，原是互为因果的。
3、宋代市井的“崛起”
另外，宋代文化为何有这样浓厚的市井气息，非“市民阶级、商品经济”所能简单概括，这里尝试从文化角度略陈鄙陋，献丑于方家。
儒家文化的发展在宋代遇到了佛和道的挑战，自佛道出现以来，向民间渗透，到宋代，可以说已经与国人百姓息息相关。儒家要维持正统地位，就要及时做出变化，即，官方的儒家思想从汉学转变为宋学。一直以来，儒家理论强调仁政、爱民如子，但正是在宋代，贵族政治全面溃败，代表贵族的经学已经不适应时代，宋学融合了中国化的佛和平民化的道，舆论中百姓的地位有所上升。
儒家孝道
而儒家的道德逻辑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五代使贵族政治的经济、文化基础土崩瓦解，宋代扶持了更为庞大的庶族群体，从百姓中来的庶族不能割裂与小农的关系，科举选拔了更多寒门子弟，这些人正是庶族和小农在朝廷的代言人，这也加重了宋代百姓的分量。——读书人地位之尊贵，无出于宋，而宋学探求孔夫子的原意，无论真心与否，都更为“原教旨”。
宋代有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其中除了鼓励文教，窃以为更蕴含着深层的堪为“立国之本”的东西。一者，自然是推崇儒学，二者，则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气息。宋代赵匡胤出身寒门，不得已杜撰“赵公明”来论述天命所在，这正是代表庶族的皇帝无法借重贵族之后诉诸宗教的选择（赵得姓在三代，岂无郡望？）。而宗教又依托于百姓，这样，宋代皇帝比之前朝，显然是更为重视百姓，看重“爱民如子”的好名声的。
赵匡胤
总结
宋代文化之繁荣，自有渊源，而欧翁涉猎颇多，文、政、史、哲无一不精，可谓士大夫之榜样，也正是宋时的文化标杆之一。宋代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官方的支持、经济的进步和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其繁荣通过词可见一斑。
另外，宋代文化的繁荣和欧阳词作的流传是互为表里的。除了上文所说宋代文化的全面繁荣和欧阳的优秀之外，隐而不发的核心，在于宋代对文化的包容。包容雅俗共赏，包容瓦舍勾栏、杂技演说，自然也包容对美的正确欣赏，而不至于沦落到以为做风流词便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文物之盛，乃至于兹”。
参考文献：
《两宋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