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备胎司马攸：有人说他若不死，就不会有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

《晋书·齐王攸传》无疑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身怀大才、深孚众望，却因长期被晋武帝压抑排挤，赍志而殁的悲剧英雄形象，而武帝也因这个立子不立贤的自私选择，最终埋下西晋王朝灭亡的祸根。

由于西晋的短促而亡，东晋南朝士人在新亭对泣，缅怀故国，检讨中朝政治得失时，不免会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非议武帝立嗣的选择，对齐王攸的命运抱有相当的同情，因此在诸家旧晋书撰作过程中，恐怕早已存在着为齐王攸作佳传的倾向。因而，我们今日对齐王攸的认识则不免受到《晋书·齐王攸传》格式化叙事的遮蔽，读完全传，我们很难在空洞的赞词背后发现齐王攸其人真正的性格与政治能力。

一、第一次皇帝梦

由于司马师本人有大功于晋室，齐王攸作为其嗣子在魏晋之际具有很高的人望与政治合法性，无论其本人的政治才能如何，在魏晋之际，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漩涡的中心。武帝的刻意抑制，在客观上又使齐王攸缺少表现政治能力的机会，但却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有助于齐王攸“才望出武帝之右”政治神话的建构。作为晋初政治中的焦点人物，关于齐王攸与西晋政治的关系，实际上，齐王攸曾有两次接近帝位的机会，分别是在咸熙元年前后，司马昭确定继承人时，以及咸宁二年武帝病危之时。这两次都引起了相当大的政治纷争。

咸熙元年的立嗣争议实际上是司马师意外早死的政治后遗症。在紧急状态下继承权力的司马昭在道义上必须要对司马攸的政治地位做出一个交代，因此他在司马炎与司马攸之间的犹豫，可能只是一种政治试探，借此了解司马氏集团核心成员的政治意见，其所征询的贾充、裴秀、山涛三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朝廷官僚与乡里耆老两方面的意见。另外，羊琇作为司马师的妻弟，此时也意外地站在了司马炎一边，为其出谋划策，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政治筹码，说明了姻亲势力尤其是泰山羊氏家族对于司马炎的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炎与司马攸对世子地位的争夺中，所有留下的记载都是支持司马炎的，倾向于司马攸的力量在历史记载中缺席。这种蹊跷的现象大概可以有三种解释：晋初史官为了维护武帝的政治威信而故意缺载；唐代史官过分渲染了司马攸与司马炎争位一事；在司马氏尚未称帝，政治局面还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司马氏集团内部更倾向于保持稳定，无意为废长立幼之事引起新的政治变故。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记载来看，在武帝与齐王攸世子地位的争夺中，武帝受到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普遍支持，占据了明显优势。更重要的是这场关于继承人的政治争论被成功地限制在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中，并未影响或妨碍魏晋嬗代的政治进程。

二、第二次皇帝梦

本来随着武帝世子地位的确立，进而完成禅让，其与司马攸之间君臣名分已定，这件事情便已宣告结束，如果不是因为太子司马衷智力弩钝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齐王攸不可能再次被人视为帝位的竞争者之一。

但是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他的愚鲁成了朝中大臣普遍担忧的问题，伴随关于太子存废的争论，齐王攸地位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在武帝称帝之初的十余年中虽然不乏质疑太子政治能力的声音，但是由于武帝春秋正盛，接班人的问题尚未凸显，朝臣也只是单纯地质疑太子的政治能力，最初并未将其和齐王攸的问题一并提出。而武帝与齐王攸之间虽然隔阂已深，表面上还是对其优礼有加。

但是武帝咸宁二年的意外病危，以及部分朝臣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遂将这一矛盾彻底激化。从咸宁二年至太康四年齐王攸去世，这六年间，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力图彻底将齐王攸排除出西晋的政治核心。

特别是在太康三年，围绕着齐王攸出藩的问题，朝野上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次政治纷争中，与上一次齐王攸的支持者在历史记载中缺席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发现一长串的重要政治人物站在了齐王攸一边，其中包括羊琇政治立场的转换，此次他成为了齐王攸出藩坚定的反对者。此次争论不再被局限在政治的核心圈中，而是在朝廷之中展开了公开的辩论，博士庾旉、秦秀这些品秩不高却代表清议力量的官员成了这场争论中的主角从中可以了解到关于齐王攸去留的争论已经成了官僚阶层中的公共话题，伴随着这一争论，朝廷之中的分裂也被公开于天下。

三、兄弟的猜疑

西晋建立最初十余年中武帝与齐王攸之间关系的演变。武帝践祚之初，由于诸子幼弱，第一批分封的诸王皆非出于本支，此时司马攸也受封为齐王。特别是在禅让前后的政治过渡期，兄弟两人一度和衷共济，齐王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难得有了表现自己政治才能的机会。

其后，武帝为了显示对宗室的优礼，诏议藩王令自选国内长吏，但齐王攸拒不受命，“凡有国相上长吏缺，皆典书令请求差选”，作为与武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宗室亲王，齐王攸出人意料地坚拒武帝的优礼，无疑是一种表忠之举但政治运作的逻辑中，臣子需要特别展现其对皇帝忠诚的时候，往往是其忠诚受到质疑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经过魏末的世子之争，兄弟二人互相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埋下。

关于兄弟二人的关系，历来在学者较多注意的是武帝一方的政治动作，至于齐王攸是否有积极争位的举措，由于史料较少，关注的尚不多。

其实在晋初，齐王攸的一些政治姿态颇值得玩味。首先是在司马昭去世之后，齐王攸哀毁过礼，杖而后起。西晋提倡以孝治国，晋初三公王祥曾以孝闻名。司马昭去世之后，武帝也曾做出要居丧三年的政治姿态。在此背景下，作为出继之子，齐王攸超过礼法规范的一般要求，“居丧哀毁，几至灭性”的姿态，无疑对于其政治声望的增加颇有裨益。颇疑武帝坚持要行三年之丧的姿态与齐王攸哀毁过礼的表现之间存在着政治竞争的意味，双方都需要争夺“至孝”的名声来增强自己的地位。

其次，齐王攸虽未之国，但是对于齐国的“文武官属，下至士卒，分租赋以给之，疾病死丧赐与之。而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振贷，须丰年乃责，十减其二，国内赖之”。齐王攸通过赏赐、赈济、减租等形式，笼络封国之内的民心，史称：“攸在国仁化万物，义利结于民心”，从而进一步塑造了自己亲善好施的政治形象。

再次，齐王攸“妙辟名士，降身虚己”，为自己延揽人才收拢人心。最后，司马攸曾为骠骑将军，领有营兵，“时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还攸兵"。武帝罢骠骑营兵之举，无疑是针对齐王攸而来，然此举却激起了兵士的强烈反对，不得不还其营兵以平息事态，可知司马攸平日亦颇注意在军中积累影响，争取人心。

综上所述，在晋初的十余年间，齐王攸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姿态，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宗室贤王的形象，赢得朝野上下的普遍好感，咸宁二年拥立齐王攸的密谋恐怕并非起自于青萍之末，其背后存在着相当的政治基础所谓：“攸甚得众心，朝贤景附。会帝有疾，攸及皇太子人向讯，朝士皆属目于攸，而不在太子”，便是对其政治影响力的生动描绘。

当然，武帝一方也并非没有动作，安田二郎指出武帝在司马昭去世仅十七月，三年之丧尚未结束时的泰始三年正月便急切地立司马衷为太子，便是为了阻断人们对于齐王攸可能继位的猜测。朱晓海则认为，武帝在咸宁元年将齐王攸列入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是一个蕴有深意的政治举措。齐王攸虽是宗室至亲，但在魏晋之际并无实际功勋可言，但司马攸在生前既被御定日后要进入太庙配飨，则其臣子的身份就此确定，自古并无配飨太庙之臣又嗣为帝的案例，这一表面的殊荣实际上是断绝齐王攸继立的斧钺。

而齐王攸卒后，武帝下诏“丧礼依安平王孚故事”，等于正式宣告：司马攸之于己，犹如司马孚之于司马懿；司马懿卒后，由儿子而非弟弟继位，则他万岁之后，纵使惠帝有何意外，帝系正统也应在他这一房内。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晋初的十余年中，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之间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但因魏末世子之争而形成的复杂微妙的竞争关系，却被一直延续到西晋政治中来。

四、伐吴与司马攸

咸宁二年晋武帝开始积极筹备伐吴，通过伐吴建立不世之勋，是武帝摆脱弱势皇帝地位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武帝未尝没有过这样的设想，泰始五年命羊祜出镇扬州当与这种考虑有关，但总体而言，在西晋立国十余年中，武帝并无迫切的平吴愿望。

与过去魏、蜀对峙的情形相似，在晋、吴两国不断爆发的边境冲突中，大多是由弱小的吴国一方挑起的，而实力更强的西晋多数时候反倒以“筑垒退水以备吴”的被动姿态出现。为何从咸宁二年开始，武帝骤然加快了准备伐吴的脚步，其原因只能在西晋政治的内部加以探寻。

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推定，武帝加快平吴的工作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向是突然发生的，西晋官僚群体内部对此并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这一点在益州刺史王濬督造蒙冲巨舰的过程中体现得相当明显。

如果说武帝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可以视为加快伐吴准备的明确信号，那么武帝接受羊祜的建议留任王濬可以视为益州方面筹备伐吴的开端。王濬受命留任益州刺史，自然对武帝的意图心领神会迅速展开伐吴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益州的形势与荆州不同，在咸宁二年之前，益州并无任何伐吴的准备。

泰始八年尚有牙门将张弘刺杀刺史皇甫晏谋叛的事变，整个州内的形势在王濬治下刚刚趋于稳定，武帝最初计划动用屯田兵造船，但屯田兵不过五六百人，根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准备，可见武帝本人对于伐吴准备工作之艰巨也无多少了解。

益州别驾何攀劝王濬发州郡兵万人造船，尚不敢上达朝廷，“官家虽欲伐吴，疑者尚多，卒闻招万兵，必不见听”。而王濬受中制募兵伐吴，却无虎符。从以上两事可知，西晋的官僚阶层从中央到地方皆对于武帝伐吴的决策懵懂无知，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就连武帝本人对其中的艰难也所知甚少，据此可以推测武帝决心伐吴的政策转变发生得相当突然，在此前后朝野上下对此所知甚少，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

咸宁二年之后，武帝对于伐吴态度的突然转变，背后反映的是皇权在西晋政治中遭遇的危机，只有当武帝的权威受到挑战时，伐吴这一迅速增加政治威望的终南捷径虽然不无风险，却显得弥足珍贵，而武帝所遭遇的政治危机无疑便是咸宁二年关于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如果说咸宁三年的改封诸王体现了武帝“弱枝”的政治目标，那么伐吴的决策则彰显了武帝“强干”的意图。

毫无疑问，伐吴的胜利大大增强了武帝的政治权威，所谓“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武帝一下子摆脱了以往弱势皇帝的形象，拥有了可以与父祖相媲美的功业。借此助力，武帝得以摆脱功臣与宗室的掣制，重新把目光投向内部，以求彻底解决齐王攸的问题。

五、贾充与司马攸

从泰始七年武帝迫使贾充嫁女与太子，到贾充在咸宁二年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中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认为贾充一直试图在武帝与齐王攸之间寻求平衡，从而维护西晋政治体制的平衡。如果仅仅将贾充视为在晋初政治中以取媚武帝而得宠的恩俸式的人物，不但是将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脸谱化，而且无法理解武帝与贾充之间复杂微妙的政治关系。

自从咸宁二年武帝病愈之后，先是解除了贾充的兵权，随后又在没有贾充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改封诸王的政治布局，可见武帝对其已生防备之心。随后，在关于齐王攸服制的讨论中，贾充也弥缝其中，持中立的调和态度，并没有完全支持武帝。而在关于伐吴的争论中，贾充又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不惜与武帝发生公开的政治冲突。

自咸宁二年之后，两人在政治上渐行渐远，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单向度地将贾充视为武帝的政治附庸无疑是不合适的，作为晋初最重要的功臣，贾充在政治态度上所具有的复杂性不容低估。

作为一名功业已著的老臣，保持自司马昭以来朝廷中的政治平衡，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恐怕是贾充最重要的政治考量。在此情况下，贾充分别将两个女儿嫁给齐王攸与太子司马衷，早已确保了其在西晋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当咸宁二年之后，武帝决心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开始重用外戚时，君臣之间的政治裂痕便日渐加大。外戚杨氏家族在泰始年间尚只是贾充政治上的附庸，到了此时俨然已经有了平起平坐的态势。武帝这种极力打破原有政治平衡的努力，并不为贾充所喜见。

六、兄弟间的生死较量

太康三年十二月，武帝最终下达了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命令，并要求齐王攸立即赴任。在此以前，这一年的正月，主张将国之后事托付给齐王攸的张华被外放为都督幽州诸军事；四月，贾充去世；朝廷之中已经没有了能够制衡武帝的力量。

但是齐王攸出镇的诏命一出，依然在朝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如果说魏末武帝与齐王攸的储位之争，被成功地局限于司马氏集团内部核心圈中，并未在朝中激起多少波澜，那么到了太康三年，武帝强制齐王攸离开的朝廷的举措，却酿成了整个西晋一朝最激烈的政治抗议风潮。

如果说第一次储位之争，具有鲜明的密室政治特征，使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在这场争斗支持了齐王攸，那么第二次则演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朝廷论战，成为帝国上下瞩目的公共事件。支持齐王攸的朝臣人数众多，立场鲜明，形成了强大的抗议舆论，其规模与声势甚至让人想起了汉末的清议风潮。反对齐王攸之国的力量包含了宗室、外戚、普通官员等各种出身的官员，这批反对者涵盖了西晋官僚阶层中的各个方面，但他们只是在反对齐王攸之国一事上有共同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而这些出身各异的官员共同的反对只能证明，反对齐王攸之国代表了西晋官僚阶层的主流意见。

羊琇是武帝少年时代的密友，特别是在武帝与齐王攸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因此深得武帝信任，长期担任左卫将军、中护军等禁军要职，是西晋初期任职时间最久的禁军将领，在军中的根基很深，是武帝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在齐王攸出镇的立场上，羊琇却采取了坚决的反对态度，甚至不惜与武帝公开决裂。

羊琇对于挑唆武帝放逐齐王攸的杨珧更是恨之人骨，甚至密谋与北军中候成粲寻找机会刺杀他，北军中候同样是禁军的重要将领，羊琇、成粲的激烈反应，似乎反映出武帝强迫齐王攸之国的风波，已经波及了身系朝廷安危的禁军之中，并在军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

这场政治争论随着齐王攸在三月的暴病身亡而戏剧性地画上了句号。从表面上来看武帝似乎取得了胜利，齐王攸的去世消除了太子继位之后最大的政治隐患，但是在胜利背后，武帝却在西晋政治中留下了无法的裂痕，君臣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这场西晋政治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对于西晋政治未来的走向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被撕裂的西晋朝廷所付出的代价。首先是武帝后期最有才能的政治家张华被排挤外放；其次，宗室之中名望最高、最有才能的两位亲王司马攸、司马骏先后忧愤去世；重臣羊诱、向雄先后忧愤而卒；郑默、曹志、庾旉等九人被免官；羊琇、王济被贬官；可以说这场争论对于本来就存在不少隐患的西晋政治结构有着伤筋动骨的损害。

由于武帝强硬地坚持必须“放逐”齐王攸的立场，并将朝臣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划分政治界限的标尺，从而连带地打击了一大批在这一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朝臣。风波过后，武帝不得不调整中书令中护军、侍中、河南尹等关键职位的人选，而对于太常博士们的集体罢黜则破坏了朝廷中健康的政治批评力量，使整个西晋官僚阶层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动荡，朝中为之一空。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由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抗争，将朝廷泾渭分明地分裂成了同情齐王攸的多数派与支持武帝的少数派。由于这一裂痕的存在，在武帝晚年的政治中，更加倾向于重用少数外戚、亲信，尤其是杨氏家族，将公开的政治运作变成了一个小集团内部的密室政治，甚至只信任外戚杨氏，使得本来就存在着社会基础狭隘、官僚阶层流动性不足的痼疾西晋政治进一步走上狭隘化的道路，直接导致了武帝病危时杨骏矫诏一事的出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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