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春，破陈豨定代地，立刘恒为代王。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去世。汉宗室、大臣与外戚吕氏间本来存在的矛盾顿时公开激化。吕禄、吕产害怕被诛，阴谋作乱。周勃、陈平等大臣与汉宗室刘章等合谋诛除诸吕，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大臣们认为代王刘恒乃“高帝中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立刘恒为帝较为合适。于是派使者去召代王刘恒。刘恒一再推辞，探听了消息之后才来到长安，受到大臣们的欢迎。他先居在代邸。大臣们去拜谒，送上天子之玺，尊他为皇帝。他谦逊地说，自己不足以当此重任。陈平等群臣坚决请求。他谦让再三，然后才说：“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于是当夜入未央宫，登上帝位。宽厚的政治和恭俭的作风文帝即位后，封赏了诛吕有功的将相大臣，颁布了《振贷诏》、《养老诏》等诏令，以振救、抚养贫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长期生活在代地，对下层社会多有体恤，因此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奉行了一条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春正月，文帝下诏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文帝在此诏中明确了以农立国的思想，并举行亲耕仪式，表示为务农带头。同年九月，文帝又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重申以农为本，反对弃本事末，还决定减免当年半数的田租。十三年（公元前7年）春二月，文帝再下诏书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此后，文帝又多次下诏书申劝务农之旨，批评官吏劝农不力，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甚至可全免土地税。后元元年（公元前3年），因连年欠收，又遇水旱疾疫之忧，文帝下诏求言。诏中所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何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未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欤？”这反映了文帝在思考农民为何饥馑。他要求官吏想出“佐百姓”的办法。
文帝还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并裁减了侍卫人马，以减轻赋税。据贾捐之说，文帝时“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按汉初常赋百二十，岁一事，文帝时的赋役仅为三分之一。
文帝劝民力农，减轻租税和赋役，对汉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汉初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帝很慎于用法。他在即位之初，曾对群臣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说，用法当正，以禁暴导善。他不同意那种一人犯法、株连全家的做法，强调法用的正才能使民诚实，罪定的当才能使民服从。官统治民，本应导之为善，既不能导，又用法不正，定罪不当，这是反而害民为暴，怎能禁民为非？于是下诏除收帑相坐律令，就是废除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法令。但后来（文帝后六年）新垣平谋反，文帝“复行三族之诛”，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根除苛滥之法的。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诏中有“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之语，又说百姓说错了话就以为“诽谤”，都不可取，今后不必处治。对于秦定的诽谤妖言之罪，不许臣民议政，偶语者弃市的做法，文帝一概除之。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时，下诏明确地规定，首恶者定重罪；主动归顺者鼓励，官可复原职；随从谋反而不坚决者不问。这是一条区别对待的法令。平乱后，文帝“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说明政策是兑现的。
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逮系至长安。淳于公无子，少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提出要求：“愿没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受了感动，随即下令废除肉刑。他说，现在有三种肉刑（黥、劓、刖），而奸不止，这是上未尽训导之过；而用了肉刑，造成终身残废，这不是为民父母之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又拟定处治罪人之法。事实上仍有受刑致残致死者。故史称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但不管如何，文帝对原来的肉刑有所减轻是无疑的。
曾有这样三个有关文帝与法故事：文帝有次经过中渭桥，有个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皇帝的坐骑，因而被捕。廷尉张释之审查，知其并非故意惊驾，只处以罚金。文帝生气，以为罚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不能因人而异，如果随便更改，“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称是。有人偷了高祖庙坐前的玉环，廷尉张释之定了弃市罪。文帝以为轻了，说要族诛。张释之说，偷玉环就株连全家族，如果偷更多更大的怎么处治？文帝只好同意。云中郡守魏尚治军有方，守土有功，只因小过就被罢官削爵。冯唐对文帝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用人有问题。文帝听了，立即赦了魏尚，复其官职。
文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西汉建立后，王国势力的强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文帝本以代王入朝为帝，自然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他听取了贾谊的建议，在原来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数目，以分散其实力，使朝廷跟他们的关系可以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文帝于六年以谋反罪废了淮南王刘长，又于十六年立刘长三子都为诸侯王，以原淮南王之地“三分之”。表面上以示对宗室的怜悯，实际上以大化小，一分为三，便于控制。悼惠王死后，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将齐地分给悼惠王的六个儿子。这一建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诸侯王的分封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文帝不仅在政治上宽厚，在生活上也素有恭俭的作风。他从代地即位以来，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曾经想作一露台，召工匠计之，置百金，便放弃了这个念头，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常衣绨衣，还令他的夫人穿衣不得拖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淳朴。他又主张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勿烦民”。他的这种俭朴的作风，一直为史家所称颂。
与匈奴的和与战
匈奴在西汉初年力量很强。自刘邦平城被围、采用娄敬的和亲政策以来，主要是用联姻并赠送大量礼物的办法来维系汉同匈奴的关系。但匈奴总不能信守盟约。文帝即位之初，与匈奴复修和亲之好，以加强汉皇朝政权的稳固。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破坏和亲之约，驱骑入塞，占据“河南”地。文帝下诏指出匈奴的侵扰行为违背和亲之约，派遣丞相灌婴带八万人马反击，赶跑了匈奴骑兵。接着，文帝又加强长安的驻军，以保卫京师。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来书要求复和亲之好。汉朝考虑到匈奴势力正盛，乃许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给冒顿单于一书，赞许其愿意和亲的态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负约。
不久，冒顿去世，其子稽粥立，号称老上单于。文帝以宗室女为公主，送与匈奴为单于阏氏，派宦者中行说为使送去。再次和亲。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得到单于亲信，为其出谋划策。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6年）冬，匈奴单于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了北地都尉孙卬，虏掠民众畜产。文帝乃派三位将军带兵分驻于陇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带骑兵十万人，驻于长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亲自慰劳军队，视察演习，申明军令，赏赐将士。他本想亲自带兵出征，因被劝阻而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统兵征伐，击退了匈奴。
于是，汉匈复言和亲之事。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2年）六月，文帝下诏，表示欢迎。他在诏书中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此诏表达了文帝厌恶战争、希望汉匈两族和好的热情与努力。这次和亲是要“结兄弟之义”，是一次两族友好的和约。
但此后五年，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数万骑入上郡与云中郡侵扰。文帝立即以令免为车骑将军带兵驻于飞狐，苏意为将军带兵驻于句注，将军张武带兵驻于北地，缘边亦各坚守以备匈奴。又以周亚夫为将军带兵驻于细柳，刘礼为将军带兵驻于霸上，徐厉为将军带兵驻于棘门，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驻军。
由于文帝对匈奴采取了亦战亦和的态度，争得了边境上相对的安宁。文帝进而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移民于北方边塞，使其屯田务农，加强了边备的防守力量。
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死于未央宫，遗诏薄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