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主张以封驳制来约束君主权力，防止君主独断专横和政治腐败
饱读经书的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兴亡、天下的治乱，特别是在其亲身经历了明王朝灭亡之后，深深地感受到了君主独断专横，君主的权利不受任何制约之害。顾炎武和黄宗羲都认为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是造成政治昏乱、政府腐败和社会动乱的根源，因此他们主张要限制君主权力。
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顾黄二人都肯定了人性中自私的因素，他们给予人的私欲以合理的地位。黄宗羲同样认为人性是必有私欲的，将私欲看作人之常情。
既然人人有私欲，那么君主亦可以有私欲，如果集权在手的君主只按照自己的私欲行事，滥用权力，只图一己之利，最致命的是没有人或者制度，能够制约徇私枉法的君主，那么天下必将大乱。由此，他们提出对君权限制的改革方案，也是于情于理。
顾炎武和黄宗羲，对君主权力的分化和制约思想，是有一定的先进性的，也可以说是带有一些资本主义色彩，这也与其生活时代资本主义开始萌发相符。因为，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是不可能产生分权思想的。在这种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封建政治生活中，想要君主分权不仅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而且是不现实的。
虽然顾炎武的分权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三权分立有着本质的却别，但是在晚明封建君主统治的时代，顾炎武能产生任何形式的分权理念都是难能可贵，说其政治改良方案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色彩，也是对他思想超前和先进的一种肯定。
顾炎武主张，重启封驳制，利用封驳来制约君主的权利，以此避免君主滥用私权。封驳制度起源于汉代，实际上是一种检查制度。其最初设立的目的是，对皇帝颁布的失宜诏命，进行封还并署列理由或者意见。
从封驳伊始就不难看出，它的出现是对皇权的一种制衡，有它的存在君王，并不能随意妄为的对天下发号施令。随后列代均继承了这一个制度，汉代的御史，唐代的门下省等等，都有封驳的权力。到了明代，封驳的工作是由给事中来完成。
到了清代，大理寺所拥有的封驳权利，已经和最初的封驳大不相同，它指的是发现不便施行者，可以封还；错误者，可以驳正。这时的封驳实际上已经不是对皇帝的制约，而是司法机关之间的一种监管。
在汉唐时期，臣子还可以对皇帝的命令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到了清朝这种权力已经退化到了，只能在司法机关进行相互监督，无法监督到皇帝。
顾炎武认为春秋时期和汉代，没有将封驳明文规定成一种政治制度。或许是因为职计和士师有良知、有勇气，才敢不执行齐景公的命令，王嘉、钟离意也有不惧圣上的气概。又或许换做其他没有节操，或者喜爱奉承的官员，君主的非理性命令就能顺利执行，这是万万不可的。
因此，顾炎武认为应该将封驳彻底制度化，用明确的条文法规，来保障封驳能顺利的进行且不受到干扰。他还举唐代门下省作用的案例，来证实制度化封驳制的好处。
唐代名臣李藩对坚持采用，黄纸批之而不改用白纸的行为，和对此的解释；以及宣宗时萧仿封还任命，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并得以迅速成功的事例，都很好地展示了，将封驳制度化后的好处和优点。由于封驳被合法的制度化，那些敢于向皇帝的命令提出质疑，和建议的官员们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门下省，成为了防止君主滥用其权利，独断专行颁布诏敕的有力保障。门下省有了合法的封驳权利，才能对君权有一定程度的制衡。到了明代，即使政治昏暗，政府腐败不堪，但顾炎武认为封驳制度依然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封驳对于遏止政治腐败有着很大的作用，是值得提倡的。
明朝已经废除了宰相制度，而后又罢门下省长官，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君主权力的集中，但政府毕竟还保留了六科给事中的官职。顾炎武说在明代的给事中品卑而权特重，给事中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帝王之诏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且能制约六部官员的行为，因此，这个已经被弱化的封驳还是能发挥其余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顾炎武用历代封驳事例在各朝政治体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来很好的说明，一个政府想要维持政权的稳固，天下的稳定，在朝廷之内就必须，要有人能与君王唱反调，要有人能给君王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且要使得这些人能真正发挥，对君王权力的制约作用，就不得不用合法的制度来保障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