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改变雍正的政策，又并非是全盘否定，火候拿捏可谓恰到好处
乾隆即位后明显地改变了雍正朝的一些政策，主要归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核实垦田升科。
清初，地广人稀，奖励垦荒本是促进生产力的善政。但是到了雍正时期，人口大增，荒地减少，官吏们仍然报垦大量荒地，搞了很多谎报假冒，以邀奖叙。垦田是虚，升科是实，只能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
乾隆即位后即指出：“朕见直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查，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司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
不久，乾隆帝责成地方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以后又规定新开垦的地头山脚、畸零瘠土，免于升科纳赋，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停止清丈土地。
清丈是为了清理隐匿的田地，增加赋税，本来也不失为一项善政。但奉行稍有失当，就会侵犯人民的利益。雍正任用宪德为四川巡抚，清丈四川的土地，还特派京官多人，分掌其事，推行峻急，苛派虐民。两年内清丈完毕，全省地亩从23万顷激增至44万顷，几乎翻了一倍，田赋负担也相应增加，引起垫江、忠州一带人民的武装反抗。
乾隆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一上台就以“识见卑鄙，昏聩糊涂”，将宪德（时任刑部尚书）解任，以后，不再大搞清丈增赋的措施。
三，停废契纸契根法。
雍正最重用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创立了契纸契根之法。民间田地房产交易，不准自立契券，都要使用藩司（布政使衙门）颁发的契纸契根。这样，民间交易甚感不便，也给官吏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
乾隆谕令，民间交易，“仍照旧例，自行立契，按则输税，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乾隆很讨厌以严酷闻名的田文镜，他认为雍正最重用的三个大臣鄂尔泰、李卫、田文镜，鄂尔泰最好，李卫次之，田文镜最下。“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这一段对田文镜的职责也隐约地指出了雍正政治的特点和弊端。
四、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
直隶的营田水利和试行井田是雍正和怡亲王允祥的“杰作”，经营多年，耗帑数百万，并无实效。乾隆即位后，撤销了营田观察使，他说：“州县地方原有高下之不同，其不能营治水田，而从前或出于委员勉强造报者，自应听民之便，改作旱田。”
还有，雍正生前在霸州、固安、永清、新城一带，拨出一批土地，试行井田。乾隆认为“古制难复”，撤销井田，全部改为屯庄，“应令按亩完纳屯粮”。
五、停捐纳。
雍正时，西北连年用兵，西南改土归流，军务繁忙，耗饷甚多。加上官吏的亏空，庶民的拖欠，财政颇为拮据。雍正竭力整顿财政，但短时期内显不出效果，不得不开办捐纳，卖官鬻爵。
乾隆即位后，和准噶尔谈判成功，西北大规模撤军，省下了大量经费。而且头几年还算是风调雨顺，农业收成较好，朝廷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下令停止捐纳，只保留了纳粟入监的制度，永为定例。
当然，乾隆改变雍正的政策，也有改过头的。碰到这种情形，就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自己的政策。比如，雍正时，查禁私盐很严格，小民往往触犯法网。乾隆大发慈悲，允许百姓携带和贩运少量食盐，“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禁捕”。
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有许多人，“以奉旨为名”，肩挑背负，贩运食盐。镇江、广州等地公然贩私，成群结党，目无法纪。这使盐商的经营和收入大受影响，乾隆的政策不可能逾越统治阶级利益所许可的范围，他也就改变态度，收起善心，加紧了对私盐的查缉。
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乾隆初年的政策，从各方面改变了雍正苛严政治。尽管少数政策碰了壁，行不通。但总的来说，实行宽大政策的效果是良好的，缓和了紧张的关系，减轻了民间负担，使人们的心情较为舒畅。
乾隆自己说：“从前奉行不善，间有一二苛细者，渐次改除，民情颇觉顺适。”后人记载：“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纯皇帝即位，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换悦，颂声如雷。”
这些评论，并不都是臣下虚假的歌颂之词，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
乾隆虽然较大幅度地改变了雍正的政策，但在人事上却未作大的更换调动。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乾隆则不然，他尽量利用老班子，推行新政策。27个月居丧期间，设总理事务处，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参预，这都是雍正的旧人。他也起用自己的老师朱轼，少年时的伴读福彭，年轻有为、颇有锋芒的讷亲以及老臣海望、徐本等协办总理事务处，而这些人都是雍正重用的人。
雍正鉴于自己兄弟争立的教训，防范周密，所以乾隆弟兄和前一辈皇子的情况的大不相同，在藩邸时并无自己的私属。乾隆说：“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
事实上，在雍正遗留的领导核心以外，乾隆并无可以引进的亲信人物，除了“用人唯旧”以外，他别无选择。这倒避免了新旧之间的倾轧与摩擦，减少了推行政策的阻力。当然，旧人之间也有矛盾冲突，如鄂尔泰和张廷玉的门户之争，但他们的势力、影响，丝毫不能妨碍皇帝的权威，乾隆操纵两派之上，暂时不作处理。
后来，乾隆逐步使亲王脱离实际政务，打击鄂、张的势力，重用自己的妻舅傅恒，才算冲破了雍正用人的圈子，形成了人事方面的新格局，那已经到了乾隆十年以后，并非是初政的范围了。
应当指出，乾隆虽多方面改变雍正的政策，但其性质仍不超出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是全盘否定，彻底变革。雍正许多重要的、正确的措施，如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虽也有人建议改变，但乾隆并未采纳，仍坚持实行。
一个杰出的帝王，不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因时损益，制定政策，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扫清障碍，还要善于作思想论证，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和必要，努力使他们信服并付之执行。
乾隆皇帝就是这样，他在位初期，不但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积弊，并且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一上台就宣称：“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纠之以宽”。可以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是乾隆认定的不二法门。
根据乾隆的说法，康雍乾三朝总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并无差别。但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时变异，各有特色。康熙的特点是“宽”，到了晚年，臣下奉行不善。乾隆说：“昔我圣祖临御六十余年，政崇宽大，而内外臣工，奉行不善，怠玩成风，遂致办事暗藏弊端，国帑率多亏空”。
雍正即位，不得以济之以“严”。乾隆说：“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门闾阎之扰累。”
乾隆说雍正的严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的宽纵之弊，而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是出于不得已。这个说法大致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康雍乾祖孙三代，总的制度方针，并无变化，只是因时制宜，针对政治上这样或那样的弊端而采取或宽或严的措施。
乾隆中期以后，很少长篇大论阐述“宽严相济”的道理了，但这一思想，一旦形成，会长久保持其影响。直到乾隆当皇帝的最后一年，即乾隆六十年，他在谕旨中还说：“朕办理庶狱，一秉大公，自系宽之所致，不得不纠之以严。”可见，“宽严相济”几乎和乾隆一朝的施政相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