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承诺，轻生死：春秋战国侠文化兴起，文人为何对游侠褒贬不一？
引言
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有那么一群行踪不定，甚至不知姓名的人奔走在各国的社会底层，他们就是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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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社会秩序无法正常进行时，这些游侠们就会突然出现，在政府无暇顾及的地方匡扶正义。这一特殊的群体必然有其特有的特征，以及道德标准，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侠文化。
一、快意恩仇，游侠之风的评价
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中，“侠”一直游离民间和庙堂的中间地带，以自身特有的生存方式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且不断出现在各式文献记载和文学作品中，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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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这是最早关于游侠的记载，详细提及了游侠游历民间的原则。
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韩非子对于游侠的存在持批判意见。在他之后，司马迁却对游侠大加赞美，后来班固又对游侠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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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游侠的存在一直是有争议的，引发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人们对其进行不同的评价。究其原因，可以从游侠的起源来看。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产生尚武风潮，此时国与国之间战争不断，整个社会推崇武力。此时，春秋战国的教育是不分文武的。
如《周礼》六义将文武两方面都囊括了：
“礼、乐、书、数、射、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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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社会各阶层普遍佩剑，文人亦能习武。这种尚武风，导致整个社会对习武的崇拜，对重诺轻生、以死救难现象的认可和赞扬。
春秋战国时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随着士阶层的成熟与壮大，文武逐渐开始分途，“儒”与“侠”也开始各自分开发展。
在此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武者之“侠”可以自由流动，成为了游侠的主要成员。此时所谓的侠，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具有一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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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游侠最初与儒者同样习武，且重承诺轻生死，那为何文人们对此褒贬不一呢？《孟子尽天下》载：
“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
这是由于游侠的许多看似义气的行为，实则是为“血亲复仇”。
那时的社会对于复仇一事虽然支持，而且如果对于亲朋好友受辱受难而不进行报复的人还被称作“不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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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不免与文人们所想的匡扶正义之士有所区别，为了复仇的游侠，多少给人留下了与行侠仗义相反的刻薄印象。
由此可见，游侠的出现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关注，文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但是每一个文化的兴起，都有其积极的一面，而游侠中的侠义精神，是值得我们积极探讨学习的。这也是游侠的显著特征。
二、侠义精神，反抗与牺牲的风骨
“侠义精神”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侠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承续着神话英雄的反抗精神和牺牲精神。千百年来，侠客风骨一直是彪炳中国武术侠义精神的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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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国殇》：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其中的 执著刚毅坚强的品质，正来自于神话英雄刑天的故事。显然，春秋战国时期“侠”精神深受神话英雄精神的影响，即勇武精神、气质崇高以及不屈的献身精神。
可见，被称为游侠之人乃是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且甘愿为了朋友的安危在所不惜，甘愿奉上一切的人，而他们在结交朋友、接待宾客的时候又能做到不弃贫贱，不以富贵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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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作为一种游离于法律外的社会力量而存在，这些人或参与军队，或于诸子百家之中。时值战乱，平民百姓们迫切地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而法治的社会，然而侠义的信条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违反社会法度的方式来匡扶正义。
而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与社会主流法度自然会产生对立的关系。
所以，在韩非子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文人眼里，游侠是社会混乱的根源，他们认为，犯罪之人本该判罪，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庇护。
不过，在司马迁的眼里，游侠的所作所为虽然并非传统正义之所为，但是他们一诺千金、言出必行、不畏强权、不惧生死且不求回报的行事风格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且在当时社会中，游侠受到了平民阶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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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列传》载：因为救济贫苦而致
“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
从中可以看到，游侠为贫苦百姓做了贡献。所以被救济的人理所应当的推崇这种不求回报的侠义精神。
同时，游侠的这种快意恩仇、有仇必报的精神，为长期受压迫的底层百姓提供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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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封建社会中的长期专制统治，使得百姓的弱者文化心理非常突出，无形之中寄希望于一个个“英雄”来拯救自己。
然后自觉地将自己归于“被拯救者”及“弱者”的地位，社会的动荡，使侠的兴盛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在原始人类社会中的自相残杀能够带给人类极大的自我肯定，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而人类逐渐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变化，便是对 这种野性本能的忘却，但中国古代的侠文化却不仅能将其收纳，甚至将这种野性本能价值化并加以整合。
所以侠士们“快意恩仇”“有仇必报”，这为今后侠文化的武侠化、江湖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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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仗剑天涯，游侠的人格魅力
需要注意的是，游侠之所以能匡扶正义，必须具备一项技能，即武术高强。春秋战国时期，四处都有崇尚武勇之风，每一位侠客都必备“武”的基本技能，也是可以行侠仗义的条件。
武是一种手段，见义勇为是侠客的鲜明特征，侠是除天下的不平之事。武和侠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想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它们有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武没有侠不成立，侠没有武也不行，充分说明了“侠”与“武”是相互联系的。游侠就是武侠，游侠的目的就是行侠，武是一种手段，要想行侠，就必须会武。
因此，在此基础上，游侠的存在就不可避免的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武术技能。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兵器开始慢慢出现并发展，加剧了战争爆发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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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起了社会的大动荡，人民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苦不堪言，游侠的出现使他们有了一丝的安慰。他们行侠仗义、乐于助人、正直潇洒、武艺高强、威武勇猛，敢于挑战统治阶级的压迫，使平民的精神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平民对游侠的钦佩与崇拜，使得剑文化进入启蒙时期，剑术因而得到一定的发展。武术家的剑术高超，在好剑之风的感染之下，游侠对剑非常崇拜，还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即依仗着剑走天下、游天下，一支萧、一把剑任平生。
另一方面，游侠本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促进了武德的发展。《史记·刺客列传》载：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充分说明了游侠的伦理价值取向才是人们普遍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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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武术高强自然是受人推崇的，然而，如果游侠没有武德，恃强凌弱，那么他必将是社会所唾弃的对象。
而关于游侠的武德，司马迁将之分成了三类：诚实守信、舍己为人、不求回报。只有德与武双修，才能被称之为游侠。这也是游侠的人格思想促成武德发展的原因。
由此可见，单是依靠一把剑行侠仗义的游侠，如果没有世人所推崇的武德精神，即使武功再高，也是不被人认可的。这也许也是游侠自出现后，一直受到文人们褒贬不一看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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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游侠诞生于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随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变都伴随着“侠文化”的演变。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原本的社会阶层被彻底颠覆，侠作为新兴士阶层的一类迅速地崛起。
当游侠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春秋战国给了“侠”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也为其在今后文学中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
《韩非子》
《史记·刺客列传》
《游侠列传》
《国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