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里，像册封皇太孙这样隔代安排继承人的现象并不多见，而皇帝、皇太子、皇太孙同时都活着的情况则更为少见。

明成祖朱棣算其中一个，他在朱瞻基13岁时封其为皇太孙。朱棣此举，一来是太子朱高炽身体不好，自己对他也不太满意；二来13岁的朱瞻基所表现出来的品行和才能让他十分欣赏。

相较于明成祖，几百年前的唐高宗李治将年仅一岁的李重照立为皇太孙的行为就很令人费解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李治这么早就隔代指定继承人呢？

“水逆”的太子

唐代自开国，太子的命运就一直比较悲催。

首位太子李建成被弟弟李世民给杀了。到了唐太宗时，他的儿子也不省心，李承乾人与四子李泰两派争斗，让李治渔人得利。等李治自己当了皇帝，太子问题同样令他焦头烂额。

细数下来，高宗朝总共立过4位太子。

第一个是李忠，李治长子，宫人刘氏所生。他的生母地位较低当时的王皇后没有生育，她听了舅父柳奭的建议，向皇帝提出立李忠为太子。这样李忠就会感激她，将来自己也能有个依靠。公元652年，在王皇后及长孙无忌、柳奭、褚遂良等人努力下，李忠被推上太子宝座。

不过，随着武则天在皇后争夺战中取得胜利，李忠也被殃及池鱼。对武后来说，于私，她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于公，李忠背后的势力是王皇后以及长孙无忌等人，将来一旦即位，必然对己不利。

身在冷宫的李忠和王皇后。来源/电视剧《武则天秘史》截图

李忠此时虽未成年，但也知道，王皇后被废，自己的太子地位已然难保，于是主动让出太子之位。公元656年，高宗正式下诏，将太子李忠降为梁王、梁州刺史，另立武则天之子、年仅4岁的李弘为太子。被贬梁州的李忠板凳还没焐热，又被贬到更偏远的房州。不久，还是被按了个罪名赐死，终年22岁。

第二个太子李弘，为人宽厚，性格温顺，高宗称赞他“李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可惜，这位太子天生体弱，《旧唐书》说其“沉瘵婴身”，于公元675年病死，年仅24岁。

影视剧中的太子李弘。来源/电视剧《大明宫词》截图

李弘死后，他的亲弟弟、22岁的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不仅“容止端重”，而且非常聪颖，读书过目不忘，长大后也颇具才干，组织了一群知识分子注释《后汉书》，高宗外出时他留守监国，也能把朝廷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可谓是一个理想的皇帝苗子。可惜，他的太子也没当多久。公元679年，一个叫明崇俨的神棍被杀，李贤被卷入此案，不仅太子之位被废，还被流放巴州，后被逼自尽。

影视剧中的李贤。来源/电视剧《武媚娘传奇》截图

李贤之后，弟弟李显（又名李哲）登上太子之位。

至此，短短20余年里，高宗朝的皇储三次易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给天下人造成国本动摇、皇权不稳的负面印象。作为皇帝，高宗无疑负有一定责任，同时，他的内心又一定是焦虑的。他迫切需要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来向天下宣告李唐江山的稳定和延续。

这个行动，就是册立皇太孙。

682年，他立李显刚满一岁的儿子李重照为皇太孙。此举，一则确定皇位继承的既定轨道，避免再有反复；二也是借此巩固李显的太子之位，因为，大唐的太子也经不起折腾了。

矛盾的举措

不过，高宗立皇太孙的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群臣反对。

吏部侍郎裴敬寻、礼部郎中王方庆等大臣认为：“皇太子在而立皇太孙，未有前例。”高宗道：“自我作古，可乎？”

能让性格温和的高宗皇帝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其态度之坚决。

皇帝都这样表态了，大臣们也便集体表示“可”，并从另一角度指出皇帝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根据高宗“详求典故，官属员品”的要求，就太孙府的组织架构及人员组成进行设计。

不过，根据《新唐书》《资治通鉴》记载，高宗不久就对当初设立太孙府的决定表示怀疑，所以最终也没设立太孙府。而从成书更早的《旧唐书》和当代学者的研究看，高宗朝是立了太孙府的，直到后来皇太孙父亲唐中宗被废黜后才相应被废。

无论是否设置太孙府，仅从高宗在立皇太孙的态度上可看出，高宗想延续李唐江山的愿望是真切无疑的。鉴于当时武后在朝廷的影响力已经很大，有人认为，高宗立皇太孙之举，除了是给李唐王朝的传续上个“双保险”外，还有遏制武后干政、提防其威胁李唐江山的想法。

影视剧中的唐高宗与武则天。来源/电视剧《武则天秘史》截图

坦率的说，这种观点有由果推因的嫌疑，即根据历史上武则天称帝的结果，推断其早有夺取李唐江山的打算，并将其早期的行为以及高宗时期一系列政治剧变也归因于此。事实上，武后干政，是在高宗的默许和授意下进行的，或者准确地说，武后不是干政，而是参政。

作为一代君王，李治在位33年，虽然给人的印象不像父亲太宗和妻子武后那样深刻，但也算一个合格的继承者（想请见：在李世民与武则天的双主角光环下，李治真的柔弱吗？一文）。

然而，一切在他患病后发生了变化。

公元660年10月，高宗突发风眩头重之疾后，身体每况愈下，朝廷政务开始交由武后决断，武后由此名正言顺地参与朝政。此举引发朝中不少大臣的非议。当时有个道士叫郭行真，经常出入宫中，为厌胜之术。宦官王伏胜偷偷报告给高宗，高宗大怒，密召中书侍郎上官仪商议。上官仪早就对武后不满，趁机进言：“皇后恣意专权，海内多有议论，不如废之。”高宗也赞同，于是命其立即起草废后诏书。

武后得知消息，急忙赶到高宗所在宫中。此时，诏书已经拟好，结果“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还把这一切甩锅给上官仪，“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可以看出，高宗一方面对武后有不满；另一方面，又对武后有着严重的依赖。这起事件后，高宗每次坐朝，武则天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事实上，高宗一直十分认可武后的能力：“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此后，随着病情加重，到675年，高宗甚至提议让武后“摄国政”。此事虽被谏止，但并未影响高宗将武后推向政治权力中心的决心。

公元683年，高宗在去世前夕颁布了最后一次改元诏令。其中，他大大称赞武后的政治能力，“比来天后事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小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继而，在随后的《遗诏》中，他要求“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对于这一要求，皇帝、大臣、武后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在高宗看来，这不过是之前朝政处理方式的延续：武后拿主意，皇帝点头施政；在大臣看来，这是一种模糊的指示，以后是听新皇帝的还是听皇太后的；对武后来说，她参政20多年，虽然一直都是以“臣”自居，但长期的大权在握，不可能不发生微妙的心理变化。

一边着急立婴儿当皇太孙，另一边又赋予武则天大权，高宗为何要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做出这么自相矛盾的安排呢？

这与他的性格有关。

柔弱的皇帝

李治从小在母亲长孙皇后身边长大，是皇后最小的儿子，自是十分宠爱。长孙皇后除了母仪天下，还积极参政，给李世民提了很多建议。

最经典的故事就是这个了。李世民回宫发牢骚，认为魏征老让他下不来台，哪天找个机会杀了他。长孙皇后听说后马上换朝服向太宗祝贺：“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是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直到临终前，她还叮嘱太宗，要善待此前已被贬职的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小心缜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长孙皇后在参政议政方面的优秀能力，给李治留下了深刻印象。9岁时，长孙皇后去世，李治从此缺失了母爱，并由此产生两个影响。

其一是性格柔弱，表现为爱哭。645年，太宗亲征高丽，“太子悲泣数日”，把李世民都哭怒了。这种性格，让唐太宗对他将来能不能继承好皇位表示怀疑。他对长孙无忌说：“公劝我立雉奴（李治小名），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并在临终前反复叮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

其二是有“恋母”情结。李治初见武则天时，她还是唐太宗的才人，“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此时，李治已经与王皇后结婚，且王皇后“姿色美丽”。武后比李治大4岁，她能吸引到李治，或许除了青春美貌，更重要的是其成熟、丰盈和稳健的气质，与长孙皇后颇为相似也未可知。

如此，李治对武则天越发喜爱，对她的心理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太宗去世后，刚刚继位的高宗就迫不及待地把她从感业寺里召入宫中，并破格从正五品的才人升为正二品的昭仪；为什么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他对武后一直宽容和迁就。

当然，高宗与武后并非没有矛盾。比如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及其女儿魏国夫人都很漂亮，因是武则天的亲戚，她们经常出入宫廷，也因此得到高宗宠爱。这让武后非常嫉妒，传说因此设计毒杀了韩国夫人与魏国夫人母女。但这种冲突并未影响高宗对武后的倚重，也未从根本上动摇其对武后的信任。

高宗的性格，令他低估了武后的政治野心，导致他本想延续李唐江山的政治举措，最终在武后的强权面前不堪一击。

诡谲的朝政

公元683年底，唐高宗死于洛阳贞观殿。他是在前一年夏与武后东幸洛阳的，临走前，令太子李显留守长安，并安排了薛元超、刘仁轨和裴炎辅佐之。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人的政治表现。

薛元超是前朝老臣，此人在李贤当太子时，即被高宗指定辅佐太子，是高宗最为信赖的大臣之一。李贤案发时，他作为主审官之一，在给太子定罪时表现积极，后因审案有功，没有被追责，薛元超“舞蹈拜恩”，此一事可看出其政治品德不怎样。留守长安辅佐李显时，他一方面称赞武后临走前戒谕太子的赐书“殷勤至切，网罗今古罕得名言”，一方面偷偷给高宗打太子的小报告，说太子的坏话。从其言行看，薛元超已经倒向武后一边。

再看裴炎。李显即位后，曾大肆提拔自己的岳父一家。裴炎受高宗之命辅佐中宗，认为此举不妥，出言劝阻。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李显岳父）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不再言语，退而找武后，建议把皇帝废掉。虽说新皇帝这话说的实在没水平，但裴炎作为辅臣，被怼一次就想着把主子换掉，或许是暴露出他很可能早就是武后的人了。

影视剧中的裴炎。来源/电视剧《武媚娘传奇》截图

最后一个是刘仁轨。高宗离世前，曾先后把太子和薛元超、裴炎召到洛阳，独留刘仁轨在长安城内。刘是唐代三朝老臣，城府极深，能文能武，曾率军击退百济军队，保证了朝鲜半岛的稳定。面对武后在洛阳的废中宗立睿宗、临朝称制等重大政治举动，他在长安保持沉默，保证了当地局势的稳定，在事实上支持了武后对其他方向的平叛行动。裴炎因徐敬业叛乱而被牵连入狱后，郎将姜嗣宗到长安出差。刘仁轨向他打听东都的事情，姜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结果，刘仁轨马上给武后上表，把姜嗣宗给卖了，“嗣宗知裴炎反而不言”。武后看到奏表后，将嗣宗“绞于都亭”。仅此一事，即可看出刘仁轨的政治倾向。

从高宗去世到武后称帝的690年，长安和洛阳总体上保持了稳定，李唐宗室的起兵叛乱主要发生在外围，也从侧面反映了武后对朝廷官员的掌控有多到位。

公元683年，李显继承皇位，史称“唐中宗”。中宗在皇帝位置上仅仅坐了一个多月，就被武后下令废黜，贬为庐陵王，昔日的皇太孙也一同被废去了封号。

影视剧中的唐中宗李显。来源/电视剧《大明宫词》截图

由此，高宗在世时所安排的看似理想化的举措——确立皇太孙以确保国祚延续；以武后辅佐来弥补新帝经验和能力的不足，却由于新帝与武后力量的严重失衡而导致局面失控。

高宗到了人生暮年、准备交接班时，突然发现自己钟意的接班人早已烟消云散时，对国祚延续的焦虑令他急切的需要确保皇位的继承路径；同时，病痛所带来的折磨进一步加剧了他心理的脆弱，对强势的武后产生了更强烈的依赖。

病痛、焦虑以及武后的压迫感，成了他册立皇太孙的主要背景板。在这个背景板的映衬下，高宗的册立行为既显得仓促，也带有一点垂死挣扎的悲壮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