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对王道和德治的运用

唐太宗即位之初，对于总的治国方针仍处于模糊状态，当时朝中以长孙无忌等人为首，主张以威刑肃天下，效仿秦汉，将法治放在治国的第一位，施行霸道。

这一观点基于李唐王朝统治者本出于关陇地区大族，有胡族血统，于马上争夺天下，所以十分推崇强悍有序的统治方式，“以威刑肃天下”，而魏徵则“以为不可”，他提倡“王政本于仁恩”，治国应当以“爱民厚俗”为主，德化民众，“以宽仁治天下”，推行王道，崇尚德治，不忘前代历史，居安思危。

治国方向：王道

魏徵的“王道”思想是在孟子“仁政”“王道”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初唐社会现实而提出的总的治国方针。

它与魏徵一贯以来“爱民”“重民”的理念相一致，强调以仁德之道治理国家，是魏徵其他理念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一）源流追溯

“王道”一词在先秦时期就屡被提及，《尚书·洪范》中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此处的“王道”是指圣人治国为政的方法，治国者没有偏狭、大公无私，那么治国为政的道路则平坦而又宽阔。

对王道思想阐释比较多的是孟子，孟子的王道是以仁、义为主的治平国家之术。孟子在论述治国大道时，把仁、义、礼、智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孟子》开篇即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而已矣”，仁的地位高于利，“仁者无敌”，将仁放在治国之术的核心地位，“仁则荣，不仁则辱”。

在孟子的观念中，施行王道后得到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就是使人民“养生丧死无憾”，“民本”是重要前提，“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保证百姓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再进行礼义教化，使人民身心俱安，国家强盛则指日可待。

不同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国追求富国强兵之术，变法已经到处开展，顾炎武《日知录》中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发明阐述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在战国时期弱肉强食的时代环境下孟子的思想并不符合当时各国君主的需要，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与将富国强兵视为头等要务的时代潮流相悖。

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言：“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孟子言必称尧舜，他的王道思想在当时并不受欢迎。与王道思想相对的是霸道，体现于法家思想中，以刑名治天下，本源黄老，远推申、商，尤其体现在商鞅的治国思想中。

商鞅说秦孝公以霸道之法治国，将仁、义、德、礼抛开，不以民先，不修德政，而以利为本。《史记·商君列传》中有：“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商鞅的思想中抛弃礼法仁义，轻视百姓的利益和想法，关注点在如何使民众服从管理，提高国家军事、经济实力，为君主谋利益。

商鞅的霸道之治与孟子的王道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先王故实、礼义教化在商鞅的霸道思想中没有什么价值，凡是对富国强兵有利的手段都可以施用，百姓是否和乐安宁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实用主义色彩强烈。

这种治国思想见效很快，商鞅在秦国任大良造之后，极力推行新法，“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然而不施善政，不恩百姓，虽然能见一时之利，但其弊端太大，秦朝严刑峻法苛政世人皆知，秦之灭亡就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些历史往事为魏徵留下了深刻思考。

（二）“王道”内涵

魏徵的“王道”思想承继儒家，以仁、德为治政核心，兼有孟子的“仁政”思想和荀子“礼法并行”的治国理念。

魏徵的王道思想在其青年时期就已初见端倪，魏徵在和王通的交流中就问道“列国之风变，伤而不怨；郡县之政变，怨而不伤；何谓也”，话题指向百姓是否对君主存有仁义之心，君主又是否以仁义教化万民。贞观四年，魏徵与封德彝等人进行一场治国行王道还是霸道的论争，其意义指向德治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魏徵认为应行王道，即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

在这场论争中，魏徵将唐初理政与古之圣哲之治并提，“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何如尔”，行圣哲之道，胜残去杀才是治国理政的重点，以德、仁行之于世，教化民众是唐太宗当前应遵循的治国方针。

魏徵亲历隋末战乱，自知隋末经济凋敝、战乱频仍，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惨状，大乱之后百姓期待着能有一个安宁和乐的生活环境，魏徵深明百姓之心，因有“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之言。

百姓经过战乱必然渴望安宁，此时以德、仁治国，化民成俗，必然容易得多。隋朝末年李渊起义后的政令实施方向已偏于德、仁，“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唐高祖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

百姓苦隋苛政，竞来归附。旬月之间，遂成帝业”，唐太宗在治国方面本就以“仁恕”为先，无论对待臣子、百姓还是外族，都多宽厚忍让之心。君臣二人于此处想法一致，因此“王道”就成为唐太宗在贞观时期治国理政的总方针。

总的来说，选择“王道”而非“霸道”依据的是初唐时期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且魏徵的“王道”思想本就源于儒家，选择“王道”即变相承认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主体地位，是对儒家文士的肯定，也符合一直以来“文官治国，武官安邦”的传统认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魏徵的“王道”思想上承儒家，为社会现实服务，是理论性、实践性、现实性的结合。

治理原则：德治

魏徵的治国思想以德礼诚信为原则，他在给唐太宗上书时多次反复说明“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君有一德，臣无二心”、“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而魏徵所提出的“德治”，其目标指向于“君德”，要求君主有德行、修德业，具体表现为君主要讲诚信、守礼法。

（一）形成原因

魏徵请求唐太宗将“德治”作为施政治国的原则是从唐初社会环境、历史经验和君主意愿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唐初历经战乱之后，百姓对盛世太平自有热切的向往和渴望，“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人心思治，君主用“仁义”对百姓进行教化，海内康宁非难事。魏徵在进谏时常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隋炀帝倚仗前代积累，极尽奢靡之事，不修德业：隋炀帝把国家当成享乐的工具，放纵自我的欲望，忽略臣民的想法。

殷鉴不远，唐朝若想强盛起来，就须以隋朝为借鉴，以民为本，施行德政：魏徵向唐太宗论述施行德政的三个层次，希望唐太宗行上德之政，以隋朝旧事为鉴，不劳民众，君臣能够同修德业，以民为本。

且考虑到君主意愿时，唐太宗本人亦有志成为明君，行尧舜之道，“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德”作为治国之本，故魏徵的思想能顺利施行，其影响即“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唐太宗称“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魏徵的思想经时间验证，符合唐初国情，且取得很大成效。基于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魏徵非常重视“德”在治国中的作用，他认为“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隋朝之所以灭亡在于不修德业，唐朝初期，唐太宗之所以在民众教化方面没有取得太大成效也是因为“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

君主的仁德应下行于民，教化百姓是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中才能取得成效，需要统治阶级在德礼教化上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二）中心概念：诚信

“信”是儒家思想中重要概念，孔子四教中即有“文、行、忠、信”，《论语》中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将信比作车上的横木，体积虽小，然不可或缺。

相对于朝廷来说，“信”是最低底线：魏徵的“诚信”理念同样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主要针对唐太宗个人言行在臣民群体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求君主注意自身的诚信行为。魏徵认为“诚信”与“德治”密不可分，是中心概念：“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信之为义，大矣哉！”

统治阶级没有诚信，失信于民，这既是自我修身的失败，对国家也是一种危害。贞观初，唐太宗要求体格健壮的男子都应服兵役，与其之前的“中男十八方可服兵役”的政令相悖，既不利于人民生息繁衍，壮丁减少对农事也有妨碍。

魏徵拒署敕书，认为唐太宗多次失信于民，会使百姓生惑，妨政损德。封建帝王一举一动皆对臣民有很大影响，故而唐太宗立国时称“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君主修己德，上行下效，臣民亦会崇德敬礼，施行德政需从君主自身做起。魏徵分析唐太宗无诚信的地方在于失信于己、失信于民、失信于臣。

身为君主，在未登基前拖欠国库财物而不还，是失信于己；捐输、兵役之令反复变更、取利于民，是失信于民；守宰即治理一方的地方长官，怀疑守宰在点兵一事上有欺诈，不合常理，是失信于臣。

为君者忌二三其令，反覆无常，唐太宗自言“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令出必行，政府秩序完善才能教化百姓尊崇礼法。另外，君主还应以诚信对待臣子，维护君臣关系的稳定。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强调诚信在君臣关系中的重要意义：魏徵将“诚信”的思想贯彻始终，从小事着眼，劝谏唐太宗行诚信之事，将帝王修身纳入治国体系之中。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诚信”二字，那么在魏徵看来此人就是有德之人。

唐太宗在修身方面的想法与魏徵一致，认为“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自身应先做到有“德行”，才可将“德政”更好地施行下去，从而达到行“王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