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冷知识-清代四大名镇
康、乾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区域和商业区域已基本形成。冶铁业主要集中在镇西南部地区，陶瓷业主要集中在石湾一带，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的乐安里、舒步街、经堂古寺、仙涌街一带。商业闹市区则集中在北部、中部地区。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铺区从二十五增加到二十七个；街巷从二百三十三条扩展到五百九十六条；墟市从三墟六市发展为四墟十一市；码头津渡从十一个发展为二十八个；编户人口则从二十万发展为二十七万，若加上旦民和外地流入佛山的谋生者，实际人口不会少于三十万。至此，佛山发展成为“周遭三十四里”的繁华大镇。
景德镇的街区在清初也有很大发展，时称：“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到嘉庆年间，景德镇街市的范围“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景德镇从此成为天下注目的泱泱巨镇。这个规模，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
汉口的街区随着入清以后商业贸易的繁兴而不断修建扩大。乾隆四年，增建接驾嘴、三善巷、艾家嘴等街道⑤。到嘉庆年间，接驾嘴已是“上下数里，商贾云集，五方杂居，尤为汉口市盛之区”⑥。汉口的堤外，是淤塞的襄河故道。昔时“荒沙一片”，此时也“居民丛聚，渐成街市”。“民居鳞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几不知为湖堤矣”。到道光初年，汉口已发展为“东西三十里有奇”的江畔雄镇。
朱仙最盛时，市区范围，北至今离镇四里的小王店，南至八里的腰铺，东至三里的宋寨，西至二里的豆腐店，面积约五十方里。贾鲁河贯穿镇中，把全镇一分为二。河东为东镇，河西为西镇。镇内街道店铺林立，呈专业性聚集。东镇的主要街道有：经营南北杂货的杂货街，经营爆竹作坊的炮房街，米麦商铺集中的曲米街，油业行店集中的油篓街，普通商铺较多的仙人桥街，其中以杂货街最为繁盛。西镇的主要街道有：普通商铺相接成排的西大街和顺河街，经营京广苏杭时货的京货街，经营估衣典当的估衣街，经营铜器作坊的铜货街，其中又以西大街为最繁盛。全镇街道布局整齐，南北行的街道宽约四米，东西行的街道宽约三米。房屋多平房式，墙坚基固，院整式宏。朱仙镇人口有多少？尚未有确切材料证明。不过有人估计朱仙镇全盛时有户四万，人口二十余万。五十方里的镇区范围，二十余万的城镇人口，俨然是北方一大巨镇。
应该指出，朱仙镇兴盛的时间不长。乾隆以后，因“河身逼仄”、“镇河不治”，“商贾有所畏忌，而货聚于周家口，不以镇为贾区”。
天下四大镇的特点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和繁盛的商业贸易是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主要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郡县城市”迥然不同的若干特点。
我国郡县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驻军和游民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天下四大镇却与之大不相同。佛山从明代开始，冶铁、陶瓷这两大行业的工人就是佛山市民的主要成员。
乾隆年间，“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景德从明代始亦已是制陶工人成为合镇居民的主体。清初时景德人户近十万家，其中“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汉口，“居斯地者，半多商贾”。居民也是经商者居多。朱仙是商贾辐辏之区，行商坐贾，手艺工人和船户，也占了其镇民的绝大多数。由上可见，一定数量的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是天下四大镇产生发展的共同前提，工商业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异，则是它们产生的共同途径。
我国封建城市都是县治以上各级政权的所在地。整个明代，佛山实际上并无常设的官府机构。清承明制，从顺治到雍正近百年时间，佛山也是不置一官。直到雍正十一年以后，佛山才陆续设置了海防分府同知、巡检司等分治机构。但至辛亥革命前，佛山一直不是县治所在。佛山所设的文武机构，“皆僦民舍以居，无定所”。景德与佛山很相似。明隆庆前，“该镇巡捕事务原属附近桃树镇巡检”。桃墅离景德一百余里，实难管辖。清代，景德镇仍设御窑厂，移饶州府同知驻扎景德镇厂署，分防景德，并将桃墅巡检司改移驻镇，兼管窑务。这个建置，不如一个县治。清代汉口镇分属于仁义、礼智两巡检司，乾隆三年，因汉口已成水陆通衢，调武昌水师一营改驻汉口镇。但有清一代，汉口镇皆隶属于汉阳县。朱仙镇隶属祥符县，一向无设巡检。乾隆十一年始移清军同知署驻此。直到光绪年间朱仙镇衰落，清廷也没有在此设县。
四大镇政治统治比较薄弱的原因，是我国封建政权的各级权力机构，一般都只具有政治功能，诸如断案、平叛、赈灾之类事情的处理能力。至于扶植手工业、疏通商业贸易等经济功能则极其微弱。对于四大镇这样的纯属经济发展而勃兴的工商巨镇，还未有相适应的机构设置。这种政治统治的相对薄弱，客观上有利于四大镇的经济发展，致使四大镇避免了大量的官吏、驻军、游民等消费人口的增加，从而也相对减少了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这对四大镇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不啻是一个良好的条件。
手工业是封建城市的主要生产部门。就城市手工业生产结构而言，有官营手工业作坊、民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种形式，它们成为封建城市经济结构的基本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期里，官府手工业是城市经济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着主导的地位。清代天下四大镇如何呢？佛山的城市手工业，完全是私营手工业。以最重要的冶铁业而言，其中有三种经营方式：家庭小作坊、家族大作坊和商人经营的大作坊。佛山冶铁业最普遍的经营方式是家庭小作坊，这是私营手工业的低级形态，实行产销结合的经营形式，前门开店经销出售，后面从事加工生产。家族大作坊经营方式常常出自佛山的大姓望族，主要是在明代存在发展。
清代以后，随着宗法势力在佛山经济中的减退而衰落。商人经营的大作坊多由外地商人挟资迁来佛山后开办。清初时麦念居“性好货殖而蕃财长子宗泰，是以创立炉冶之艺”。康熙时，鹤山人冯绍裘的先世“迁佛山，占籍南海，治铁冶，有锅炉数座”。同时的顺德人梁俊伟“来佛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其机房百年不衰，历康、雍、乾、嘉四朝，道光九年仍由其后人继承开业。商人没有手艺，作为作坊主，他必须完全依靠雇工生产，这是私营手工业结构中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萌芽常常在这类作坊中产生。
景德的城市经济结构不像佛山那么单纯。其手工业生产结构由官营手工业作坊、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部分组成。官营手工业作坊就是御器厂，私营手工业作坊是民窑，个体手工业者指的是大量的家庭制瓷手工业者，从窑座数量和工人人数看，明中叶御厂最盛时也只有五十八座窑，“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计”。随着明后期“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御厂内部的窑座陆续减少。清乾隆末年，实行“尽搭民烧”制度，此后，御厂内部设置的窑座已不复存在。而早在明万历时，民窑佣工已“每日不下数万人”。比御厂人数多几十倍。清乾隆时，景德有“民窑二、三百区”。从产值数量看。清代前期估计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
而清代前期每年御器烧造费用一般都在八千两至万两之间，若将此数扩大十倍，折算为御器年产总值，则为八万两至十万两。即民营瓷业的年产总值高于御器年产总值约七十几倍。由此看来，明清景德镇瓷业中乃是民窑生产居主导地位。
汉口和朱仙以商业贸易为主，手工业不占重要地位。但其手工业皆是民营手工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嘉庆年间，汉口铁行分为十三家，共有铁匠五千余名⑤。其他如制木、制袜、碾米等手工行业也均系私人开办，各建有会馆和公所⑥。清代朱仙镇的制曲业，也是由“西商携其厚资”来镇“开坊踩曲”⑦。朱仙镇其他手工行业，诸如年画，酿酒，食品加工等，也为本地手工业者和商人经营。
由上可见，佛山和景德的民营手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确实占着主导地位，而汉口和朱仙的手工业也皆属民营性质。这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清代，城市经济中民营手工业地位已经上升。而民营手工业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在清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历史变化，给天下四大镇向近代类型的工商城市发展，铺下了坦途。
天下四大镇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天下四大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以国内贸易而言，佛山镇、汉口镇的工商业均超过省会的广州和武昌，成为各省货物交流的一大枢纽。史称：“佛山居省上游，为广南一大都会，其地运之兴衰，东南半壁均所攸关”
可见清代佛山镇的工商业的兴废进退，对东南数省的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汉口镇亦然，湖北通省“盖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与外部所需于湖北者，无不取给于此，繁盛极矣”。还有中南数省之盐，东南数省之米，也莫不取给于此。汉口的地位，动关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所系，范围更大。以后汉口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在全国同行业中岿然居首，而陶瓷又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景德在外贸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朱仙镇是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它的存在，对河南与河北、陕西、山西的经济贸易，对河南与江淮的经济贸易，以及西北与东南的经济交往，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过早衰落，对于黄河流域经济后来拉大了与长江流域经济的差距，也不无关系。
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人口，而且促使许多原事农耕的乡民成为半工半农者。例如佛山的铁钉业，景德的白土业，大量的产品就是由附近的农民利用闲时制成。这样，就逐步分解了农业的自然经济结构，改变了农民的习惯职业。在天下四大镇周围的辐射圈内，出现了许多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它们以城市经济为其依存条件。这样，就把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轨道。
天下四大镇还是四所巨大的工商业学院。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镇繁盛的工商业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工商业的人士。不少有眼光的富户也纷纷“遣子弟学工艺、佐懋迁”于此。由此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作坊主、工场主和商人。鸦片战争以后，在他们中间，又产生出新一代的资本家和实业家，在四大镇，在津、沪以及西南各埠，在港、澳、东南亚以及美洲大陆，处处发挥着增殖和流通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家居佛山附近的简村，创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家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源；佛山籍出身，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尤其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是，天下四大镇的出现发展，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它们没有转化为郡县城市，而是受着商品生产的同一律支配，依据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向更高阶段演进。这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潮流和趋向，也开辟了一条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道路。同时它也说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不同于秦汉时期，也有别于唐宋时期，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经济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的新阶段，旧有的模式，将逐渐被新质和新模式所替代。人们不难看到，天下四大镇的发展面貌，呈现出如下的一致性：这就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生产意义大于消费意义，其中的佛山和景德，更是商品生产的水平超过了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称它们为“工商城市”，以别于“郡县城市”的概念。其实，比之于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四大镇在城市人口、城区规模以及工商水平来说都毫不逊色。它们以其突出的经济功能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天下四大镇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