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发现四座唐代墓葬，墓志显示其为唐代早期吴姓家族墓

四座唐代墓葬分别位于发掘区的不同区域，其中砖室墓有三座，编号M202、M204、M205；土洞墓一座，编号M203。在砖室墓M204、M205中各出土纪年墓志1合，对于墓葬的断代、墓主人身份的辨认，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其中，M202墓葬位于发掘区东部，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室内扰乱严重，未见铺地砖及棺床，未发现葬具痕迹。从散乱人骨残块判断，至少有三人，葬式不详，也不具备鉴定条件。出土遗物共4件，有铜钗1件、陶壶1件、陶罐1件、贝壳1件。

M203墓葬位于发掘区西北部，东邻M204、南邻M205，为土洞室墓，由墓道、墓室组成。洞室内未发现葬具痕迹，残存人骨一副，仅存盆骨以下部分，推测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面向不详，经鉴定为成年男性。随葬品共3件，其中铜钱出自人骨腰部，铜镜、铁剪刀出自胸部两侧。

M204墓葬位于发掘区中部，为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砖室内正中砌筑倒“凹”字形棺床，未发现葬具痕迹，棺床正中残存人骨两具，呈东西向放置，人骨凌乱，据现存状态观察，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向西，面向上。经鉴定，南侧人骨为成年男性，北侧人骨为女性，牙齿年龄为4045岁。出土遗物共8件（组），其中出土1合墓志。据相关考古人员介绍，该墓志的志盖上并未有文字记载，可能入葬时墨书盖铭，后脱落。墓志中志文阴刻在浅细线界格内，每字一格，楷书，共17行，满行17字，共283字。据志文载，墓主吴遊，渤海安陵人，生于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卒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年五十岁。此墓系吴遊与夫人王氏的夫妻合葬墓。

M205墓葬，位于发掘区西南部，为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砖室内正中砌筑倒“凹”字形棺床，棺床东、西、北侧均置两具骨架，共6具。其中东、西两侧人骨并列，头向南，经鉴定，西侧人骨为一60岁左右男性和一性别不详的30岁左右成年人，东侧其中一具为35-40岁男性，另一具不详；北侧人骨分开放置，头向相对，经鉴定，人骨分别为一年龄25-30岁男性和一成年女性。除东侧两具人骨似为一次下葬、仰身直肢外，其余四具人骨散乱，可能都是二次葬。出土遗物共5件，其中铜钱出自棺床东侧人骨腰部，三件陶器出自墓室近底部堆土中。该墓葬中也出土了1合墓志。志盖、志石齐全，均青石质地，保存完整。盖为盝顶，顶面满刻盖铭，九个方形界格，每字一格，中心一格内为兽面纹，刻有“大唐故吴君之墓志”，共8字，篆书。志文阴刻在浅细线方格内，每字一格，行书，共15行，满行15字，共计220字，志文题铭“唐龙兴故处士吴君墓志铭并序”。据志文所载，该墓为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吴宝及夫人张氏的家族合葬墓。棺床东侧的两具人骨应系墓志主人吴宝及夫人张氏。

据该考古项目发掘领队武俊华介绍，这四座墓葬，仅M203保存完整，其余均被扰。从出土墓志上记载的文字来确定，M204、M205年代分别为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另外两座M202、M203未发现明确纪年遗物。其中，M203出土陶壶、陶罐形制与两座纪年墓陶器相比，形态极为相似，而更接近M204所出，从墓位排列看也同处一排，两墓年代相当。M202出土铜镜也具唐代风格，结合墓位分布、墓向特征等，判断为唐代早期墓葬。“据墓志中记载，M204、M205两墓墓主均姓吴，且墓葬分布有序，我们推断这四座墓葬应当是一批唐代早期的吴姓家族墓地。”武俊华说。

历年来，在山西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以太原和长治地区最为集中，太原地区约为24座，长治地区约为18座。除此之外，大同、侯马等地也有零星发现。这批墓葬的总体风格，与长治历年出土唐墓一致，如襄垣县唐永徽六年浩宽墓、长治上党区范澄夫妇墓、长治潞州区冯廓墓等，反映了唐代潞州地区葬俗文化的高度统一。长子县地区以往尚未公布过唐墓资料，M204也是目前长治纪年唐墓中年代最早的一例，这四座唐墓特别是两座纪年墓葬的发掘，为长治地区唐墓研究又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也增添了唐墓断代的准确年代标尺。需要说明的是，M204墓葬所出“开元通宝”铜钱并非唐玄宗“开元”年号钱，《旧唐书·食货志》载，唐初废隋代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这枚铜钱所用字文，就是初唐书法家欧阳询书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