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郎官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六司的郎中、员外郎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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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省“上承君命，下行百司”，为行政执行机构，六部郎官分而行之，政治地位“清要”。研究唐代的郎官，首先需要梳理郎官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沿革。同时，在具体分析郎官六部二十六司的具体职掌基础之上，论析其政治地位的演变。
唐代郎官制度的沿革。关于郎官历史沿革的梳理，严耕望先生《秦汉郎吏制度考》为详实典范之作，主要考察了秦汉之际郎吏的组织与名称史料，同时分析得出郎吏的属性由家臣而给事外朝，成为朝官，其与帝王的关系也由亲近之臣转变为逐渐疏远之过程。
其后有王克奇先生《论秦汉郎官制度》和杨鸿年先生的《汉魏郎官》都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史贵云和于海平的《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一文，分析郎官在整个古代政治地位的演化。
提出时至隋唐，出现“贵郎化”的现象。笔者尝试在前人诸位先生史料考证基础之下，对唐代之前郎官的历史沿革，作一简要分析，期拟前人之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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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郎官在唐代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六司的郎中、员外郎的统称。关于郎官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之时，《韩非子·外储篇》里面就提到，齐桓、晋文时，齐、晋两国就有了“郎中”的设置。
在战国之时，诸侯各国都有“郎中”的设置，并且在当时的政治当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例如官至侯爵相位的公孙衍、李斯等都是以郎中之位进入仕途的。郎官的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是由其诞生之时的性质决定的。吕思勉先生言中国古代官职设置自有其规律，“最初因事设官，即因事立名，不难循名而知其职。”
因此，先考察郎官之“郎”字。北宋徐铉认为“廊”字与“郎”字通用，“廊……汉书通用郎”。《东方朔传》中记载“今陛下累郎恐其不高也”，此处郎显然有廊之意。严耕望先生言“郎之为言廊也，君主侍卫，居于殿阁四周郎（廊）屋之中，故曰郎中”。
因此，郎中作为帝王近臣常伴左右，具有执兵宿卫之作用。同时，又有左右互通，上下衔接之意。《韩非子》也记载，郎中常常与左右联系，共同连称，为主公亲近心腹，往往也得到君主的信任和倚重，如“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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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慎在《韩非子集解》载：“郎中为郎居中，则君之左右之人也。”春秋战国之时的郎官已经初步具有了秦汉时期的基本职责，如在君主左右近侍，在政治当中参与谋议，在内廷执兵宿卫，奉君主之命出使各地等。
秦汉之间，郎官之位逐渐兴盛。由于秦汉大一统之需要，皇权不断强化，郡县制逐步推行。郎官作为帝王近臣“入奉宿卫，出牧百里”，是为便于皇权直至所辖地方，传达法令。
在秦汉之际，由于护卫帝王的需要和选官制度的允许，郎官的员额在数量上急剧增加，“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余人。”同时，郎官也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主要迁转来源，董仲舒言“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在此影响之下，郎中的职权也逐渐出现分工，在汉初，出现了郎中、中郎和外郎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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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郎官制度还有个重要的变革，就是给事中外朝。给事内朝的郎官多为皇帝的亲信侍卫近臣，且处枢机要地，故这部分郎官补吏初补即为实职，一般初补高一级的内朝近卫侍官。如东方朔以常侍郎补太中大夫给事中。
给事内朝的郎官，初除实职比一般郎官要高，其政治前途通达，昭宣及其以降，柄权握势的朝官多由此进，如霍光、韩增等皆以此为大司马大将军。给事外朝的郎官，因有议郎、中郎、侍郎、羽林郎、期门郎等称谓上和禄秩上的差别，故初补外朝官职亦不尽相同。
东汉的郎官与秦及西汉相比，郎官基本上完成了由近侍集团向外朝后备官员的转化。光禄勋为郎官最高长官，多由皇帝亲信大臣充任，或由列将军兼领，或以加官的形式为内朝官担任。光禄勋有权科第、陟黜、察举郎官。郎官给事中外朝，也就是以皇帝近官的身份监外朝事务，使皇帝对外朝的事务可以控制。
至隋唐，郎官职能历经各代而改易增补，但仍保持着皇帝近臣的性质。此观念在唐人心目当中也是根深蒂固。《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就有关于郎官是帝王心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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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官与选举制度。作为宿卫近臣的郎官与后来的选举制度发生紧密联系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汉代的郎官以选举方式升为郎官的只是少数，但郎官却是国家任用更高级官员时主要的关注对象。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正是因为郎官是国家高级人才的后备梯队，故汉朝对郎官的任命也是很重视的，为国家训练储备未来官僚是郎官制度的重要方面。因此，郎官被视为入仕之通阶。《后汉书·虞诩传》“台郎显职，仕之通阶。”
那么，汉朝的郎官是怎样任用的？哪些又和后来的选举制度有密切联系呢？根据查阅资料可知，汉兴以来郎选主要有荫任、军功、赀选等途。
第一种是“赀选”为郎，关于“赀选”，孝景帝后元二年之前，赀选的标准为家资十万以上；景帝后元二年，降低了以赀为郎的标准，家资四万即可入郎。按汉代，家资有四万应为中等之家，如此以来，农民和其他低收入者便与赀选无缘，也不利于统治者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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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荫任为郎，当是周秦世卿世禄制的残余。秦及汉初，荫任为郎可分为以父兄任为郎和以外戚任为郎两种。据《汉旧仪》云：“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西汉前期以父兄任为郎者，有张安世、袁盎、杨恽、霍兴等。这种任郎方式全凭祖上的阴德，与被任命为郎官的人的才能、品行关系不是特别大。而且，这种荫任的方式有后来人们所诟病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制度色彩。
汉初选郎的第三种主要途径就是以军功为郎，这在汉武帝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军功为郎史书记载颇多，汉飞将军李广便是其中的显例。这种方式与唐代官员考核使用铨选制度有很多相似，郎官的任命是能力干出来的。
秦及汉初“荫任”和“赀选”为郎的制度，己为时人所非议。汉武帝时为适合其“有为”的需要，在郎官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集中表现在察举为郎成为选郎的最主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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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以后，察举为郎和博士弟子射策甲科为郎遂成为郎官的主要的来源：“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又据《汉旧仪》：“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一人，诣御史举试，拜为郎中。”以后三公、九卿、郡国守相皆可推举孝廉为郎。
察举为郎除以孝廉为郎外，还包括诏举贤良、方正、明经、敦朴、有义行、能直言等为郎。察举为郎成为汉武帝及其以后最重要的选郎方式，西汉一代，察举孝廉为郎者主要有王吉、京房、孟喜等。东汉郎选制度基本沿袭汉武之制。后期由于门阀士族的兴起，郎选很大程度上为士族和外戚所垄断。
东汉察举为郎和博士弟子为郎仍为最重要的郎选制度，察举选郎分为岁举孝廉与诏举对策二种。郎官补吏尚书台当源于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尚书台之制，至西汉末年，遂有尚书郎固定之官。尚书郎当是尚书侍郎的省文，其源于三署郎中。
魏晋南北朝时，尚书台郎或称郎，或称郎中，混称不一，实同指一官。隋唐三省下的诸郎名称已固定，特别是六部二十四司和左右司的长官皆称郎中，终明清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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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郎官的职掌与演变。唐代实行三省六部的政治制度，其中尚书省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具体职掌，各有不同，各部的正副长官的地位也有高低之分。同时，各部的政治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职权的变化而相应的改变。
结语
唐代郎官文人，在郎官之位互相迁转的过程当中，往往因为不同的职位，而展现出不同的的心态。反映在具体的诗歌创作当中，值得我们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