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奠定秦国一统天下基础的人才，为什么都是魏国跑过去的？

这个问题很有趣。

李斯在著名的《谏逐客书》中提到三个秦国崛起的关键人物，分别是：商鞅，张仪，范雎。有趣的是，这三人，都是从魏国跑到秦国的，反过来又把魏国整得半死。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魏国时就是一条虫，到了秦国都成了一条龙。

商鞅是法家，张仪与范雎算纵横家，三个人还有个共同点，都是权谋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即纵横）强秦者大抵三晋之人也。”这里说的三晋，包括魏、赵、韩三国，都是从晋国分化出来的，搞权谋都是第一流的，其中魏国去的人最多，成为秦国的人才培养基地。我觉得，秦国应该交给魏国一笔人才培养费与转让费。

魏国输出的人才，以法家、纵横家为主。为什么魏国能冒出这么多顶尖的人才，这些人才为什么在魏国又混不下去呢？我觉得有必要来分析一下。

1、魏国的前身晋国，有深厚的权谋文化，是诞生法家与纵横家的摇篮

晋国是春秋时期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法学思想发达，先后制订有《被庐之法》《赵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范宣子刑书》等。公元前513年，赵鞅铸刑鼎，成为中国法制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晋国铸刑鼎与郑国子产铸刑鼎一样，是我国最早公开的成文法。由于晋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影响之深远，要甚于郑国。

晋国以及后来分化出来的魏/赵/韩三国，其涌现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在众诸侯国中是首屈一指，李悝、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等，其法家思想之渊源，全出自三晋。

晋国的另一个传统，就是权谋文化，后来衍生出纵横学。

大家读历史，一定会有这么个印象，觉得秦国是个很狡诈，很会很权谋的国家。比如明明说要割六百里之地给楚国，到头来忽悠说是六里；比如说请楚怀王去谈判，一去就把人扣为人质，最后客死秦国。所以后来东方诸侯都把秦国的承诺当作放屁，谁也不当一回事。

其实，这是商鞅、张仪去了后，秦国才得这样。在整个春秋时代，秦国是最耿直仗义的国家之一，而晋国则是最善于搞权谋的。比如说吧，晋国闹饥荒，秦国给它援助大米；等到秦国闹饥荒，晋国却袖手旁观。我读春秋左传时，就发现晋国真是很狡诈，很会耍阴招，它有这个文化传统。

晋国的权谋文化，与其独特的政治制度有关。晋国的权力长期掌握在几大卿家手中，后来形成“六卿”制，六大家族轮番执政，内斗不休，相互倾轧。六卿变四卿，四卿变三卿，最后三家瓜分晋国。晋国国内残酷的政治斗争，造就其权谋文化极其发达，后来逐渐衍生出“纵横”术。

三晋的文化与东方的齐鲁宋楚文化都不同，没有半点浪漫主义色彩，完全奉行实用主义。你看东方诸侯出了孔子孟子墨子这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大师，出了老子庄子这样沉思宇宙人生的智者，出了屈原这样浪漫主义的诗人。而三晋没有，都是出新型实用型人才，不是法家就是纵横家。

2、魏文侯的人才政策，刺激魏国法家、纵横家文化的发展与完善

进入战国后，继承晋国衣钵的魏国率先称霸。

历史学家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有这么一段评价魏文侯魏斯的话：“魏文侯以大夫僭国，礼贤下士，以收人望，邀誉于诸侯，游士依以发迹，实开战国养士之风。”战国时代的“养士”风气，并不是后来战国四公子才有，而是从魏文侯开始的。

魏文侯的人才政策是开放的，他四处收拢名士以为己用。譬如说，他拜孔子弟子、大儒子夏为师，与著名学者田子方、段干木亦师亦友，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处时，总是毕恭毕敬。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无疑使他很快声名远扬，天下英雄才士纷纷从各地赶来，投奔魏斯。除了以上几位名士之外，魏斯麾下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吴起、李悝、西门豹、乐羊等人，一时间人才济济。

在这种背景下，魏国本土的法家、纵横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

著名法家代表李悝汇集各国刑典，编成《法经》一书，后来这也成为魏国的法律依据。《法经》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这部法律文献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李悝变法对战国诸国变法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蓝本，后来吴起在楚的变法，商鞅在秦的变法均受李悝的重大影响。而吴起与商鞅，都是从魏国去了别的国家。

在法家兴盛的同时，纵横术也走向繁荣。

法家与纵横家，虽侧重点不同，都是强国之术。法家重在制度，纵横家重在外交，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如果能结合在一起，就相当完美了。

在诸子百家中，纵横家独树一帜，是战国时代最显赫的思想流派之一，其特点全在于“实用”二字，他们不是啃书本，更不是读死书，而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诸侯之间游走，以种种外交手段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纵横捭阖。

魏国出的纵横家最多，但是为什么像张仪、范雎这些纵横家在魏国混不下去，到秦国却如鱼得水呢？

3、从人才流入到人才流失

我细细分析魏国史，大致作了以下划分：

魏文侯时代，人才单边流入。魏武侯时代，以流入为主，开始出现流失，比如吴起去了楚国。魏惠王时代，人才流入与流失相当，表现为来了又走了；比如商鞅从卫国来了，去了秦国；孙膑来了，又回了齐国；孟子来了，张仪走了，等等。在魏惠王之后，人才就加剧流失了。

为什么会出现人才流失的情况呢？有几个原因：

其一，魏国人才太多，竞争激烈。

魏国是生产法家、纵横家的大本营，要在这里混得下去，竞争很激烈啊。你懂的那些道理，别人也懂啊，怎么显得你比别人强呢？要有表现的机会，真的很少。比如纵横家大师公孙衍，在魏国时没什么名气，后来跑到秦国，没几年就当上最高的大良造。再比如张仪，在鬼谷子门下毕业，有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居然在魏国找不到工作，只好去楚国打工。所以，在魏国要出人头地，太难了。

其二，魏国体制僵化了，讲排资论辈，不看你真才实学。

商鞅由卫入魏，投奔魏国宰相公叔痤。公叔痤欣赏他的才识，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希望能把国家大事交给商鞅治理。魏惠王怎么想的呢？他认为公叔痤病得脑残了，竟要他把国家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对于宰相推荐的人，魏惠王不仅不重视，在公叔痤死后，也没有给商鞅安排工作。商鞅一下子成了失业青年，正好秦国发了招工广告，他就前去应聘了。

再比如范雎。同样是纵横家，范雎比张仪好点，在魏国找了份工作，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了门客，但这份工作差点要他的命。出使齐国时，由于表现出色，齐襄王很欣赏他，送给他一个大礼包。不想回国后，因为这个大礼包，范雎遭到审查，被怀疑有卖国行径，差点被活活揍死。大家看看，表现得太好，反而遭到嫉妒/怀疑/猜忌，魏国已经不是魏文侯时的魏国了。在这种氛围下，大规模的人才流失就是必然了。

秦国则相反，在秦孝公之后，秦之人才政策最开明，不看资历，不看背景，只看你的真才实学。只要有真才实学，可以一下子从布衣提拔到相国。秦国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富国强兵”，需要的不是充满理想色彩的儒墨，也不是玄奥的道家/阴阳家，而是最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法家与纵横家。因此，秦国崛起之关键人才多来自魏国，并非意外。

回望五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守护大中华纵横捭阖的血脉精魂。欢迎关注“君山话史”。

魏国是战国时代第一霸，它地处中原腹地，是战国之世最先开始变法的一个国家！因此魏国兵强马壮，国富民强，文明兴盛，有条件培养人才，人才也喜欢往魏国跑。卫鞅就是在魏国公叔丞相府中实习了六年，做了六年的中庶子后才去的秦国。魏国为什么能培养人才而不使用人才呢，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魏国是战国之世第一个变法而强的国家，它的制度先进，军事强大，是所有人才都要掌握的基本功。魏国变法后，对官制、税制、地制、人事关系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是所有国家变法的蓝本，卫鞅就是在魏国学习李悝变法的内容，与魏国的法令官制，这些是他去秦国变法的基本功。

其二、魏国的魏武卒是战国之世的第一支重装步兵，它战斗力惊人；魏国的骑兵也是战国之世的第一支铁骑，战斗力同样可以吊打其它诸侯国。卫鞅在魏国跟着公叔丞相不仅学习政务，也参与军事，他明白魏武卒的优缺点，而秦国变法后建立的新军其实就是魏武卒的加强版。

其三、魏国很有钱，对士子礼遇有佳，在魏国当一个小官，俸禄也足以锦衣玉食，因此很多士子愿意到魏国来寻找富贵，如果寻找不到富贵，再另谋它国。我们的老孟子就喜欢去魏国蹭吃蹭喝，魏惠王父子俩人都对老孟子礼遇有佳，以彰显他们敬贤的名声。

魏国不能发现并重用人才，还是跟魏惠王有很大关系。魏惠王有名师情结与贵族情结，他不喜欢出生寒门的士子，有不喜欢礼贤下士，对于没有名声的士子，他不会重用。庞涓因为是鬼谷子高足，所以得到魏惠王重用，卫鞅因为没有名师且做过丞相府中庶子，所以他不杀也不用；张仪因为在魏国王宫顶撞了老孟子，所以魏惠王不用。

最后一点就是魏国成名太早，到魏惠王后期，各个实权部门都被功臣阶级后代占满了，他们的阶级已经固化了，外人想要进入魏国的实权部门太难了。所以很多士子宁愿去秦国讨出路，也不愿在魏国混日子。再到后来，魏国衰落了，有识之士更不愿意在魏国效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