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内心中对于”理想国家“和”理想君臣关系“是怎样的？

司马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纪传体史书《史记》的作者，这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必然有其他史书独特的特质，书写人物，在司马迁看来，是尤其潜在含义，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显现得尤为明显。文章以对《史记》隐含读者作为分析视角，希望从中窥伺司马迁内心中对于”理想国家“和”理想君臣关系“的模板。

一、隐含读者与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西汉处于王朝上升期，汉武帝平地内乱，在祖国山河一片向好之时，司马迁奉命撰写史书，以往的史书内容大多数是稀疏平常的以事件和时间为中心描绘某一个时代发生的重要故事，但是司马迁不同，这次他想要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于是司马迁开始想到”人“，以人物为中心，描写不同人物，通过对人物个性、人物经历的描写，将人物写活，通过对人物的经历的描绘，最终实现”再现历史“，因此司马迁在写书人物的过程中难免参杂自己的私人感情。

研究开始需要界定重要概念，要弄清楚《史记》的隐含读者，就需要弄清楚司马迁的《史记》的内容以及隐含读者的概念是什么。“隐含读者这一概念是伊瑟尔提出来的。所谓隐含读者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作家本人设定的，能够把文本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

“可以理解为，隐含读者是指作者在进行创作中，在内心潜意识里的述说对象。”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这部《史记》是司马迁心中的”客体“所包含的对象，也是司马迁最想要言说的对象。那么，司马迁内心里面对《史记》设定的隐含读者到底是谁呢？

二、永远的君王：献给君王的时务策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份子阶层，自古以来士大夫阶层就有“为帝王师“的理想抱负。长期以来的封建制统治，使得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对于君王的忠诚多了几分”义务“。司马迁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也是如此，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对于能够给帝王建议，也是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在《史记》中，记录历史兴衰，为君王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对于司马迁本人来说，也是如此。“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在面对如此的创伤的时候，司马迁保有的是对君王的不离不弃，对于自己内心信念的执着坚守。因此《史记》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其地位之高。

编写史书，需要遵从历史，也需要遵从当时的意识形态，这是自古以来历代文人都需要遵循的道理，也是与司马迁的初衷违背的。“为君王书”和“为人民书”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而君王本身就应该是为了“臣民”、“百姓”，这是司马迁想要传达给汉武帝的最重要的信息。司马迁的《史记》写到最后，是对君王的劝慰，也是对自我的安慰。

献给君王，献给汉武帝，是《史记》与司马迁的最大含义。《史记》似乎每一个故事都在劝慰汉武帝要做一个贤能的君主，这每一个故事也是在说希望汉武帝能够勤于治国，能够兴邦安民。这些愿望也是司马迁自身的愿望，因此，《史记》最重要的诉说对象就应该是以汉武帝代表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三、士臣：逆境中的同侪

司马迁的境遇特殊，后半生处于逆境中，却能作出《史记》，他的生命历程，就是古代士大夫的缩影，即使处在逆境，对国家、君主的不离不弃。他在《史记报任安书》中写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本性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都希望保有自身的高贵，这样的司马迁是高尚的。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很重要的阶层，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代表，士大夫是“人“，拥有人的情感，在士大夫群体中，往往存在惺惺相惜的。在现实政治的运行过程中，士大夫的境遇不是每一个都很顺利，比如屈原、韩非、韩信等人的遭遇。但是士大夫阶层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面对困难和压力的时候依旧保持积极向上的决心，能够继续为君王提供建议，也能够继续帮助国家。

在《史记》中，司马迁鼓励士大夫，在任何时候都要“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在遇到逆境的时候也要保持自我的尊严，在不被君王理解的时候也要做”正确“的事情。

司马迁书写《史记》的时候不乏相似的笔触，在他的潜意识中，一定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和他一样的士大夫阶层。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的士大夫，都是要坚守自己的”初心“，在名利面前也不要低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报国之心“，这是司马迁对士大夫最重要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