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治国成功的例子！急！

孔子为政以仁存心以礼治国因为做司空的政绩卓著，孔子又被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司寇负责掌管一个国家的法律、刑狱等事务，大司寇这个官职掌握生杀大权，等於将现在公、检、法、司四个部门的最高领导职位集于一身。所以这个时候的孔子实际上开始总理鲁国的政务。孔子主政时，非常谦卑，也非常民主，在处理案件时经常向众人徵求意见，等汇集大家的建议之后再做取舍。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很特别的诉讼案。有一位父亲，状告自己的儿子，可能是因为财产问题或儿子不孝的事。奇怪的是，孔子对这个案件的处理非常冷淡。他下令将父子二人同时下狱，但是却不予审理，这样一直过了三个月，对此事都不理不睬。这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麽勤於政务的孔子突然变得拖泥带水。三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告状的父亲请求撤诉，不想再打这场官司。那为什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大家试想：这父子两人关在牢里，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更不要说还有机会去争斗，这时候才体会到原来的自由生活是多珍贵。当然很后悔白白浪费时间，还要受牢狱之灾。三个月的时间，正是他们思考、反省的过程。更令一些人费解的是，孔子听到父子二人撤诉的请求时，连问都不问，立刻下令放人，让他们回家过日子去了。季桓子听说这件事之后很不高兴地说，以前孔子告诉我，治理国家应该首先教导人民懂得孝道。现在发生了父子争讼之事，如果处死这个不孝之子，以告诫人民要力行孝道，不是很好吗？但却给他这样不闻不问地放走了，真是搞不懂大司寇是什麽用意？这些话传到了孔子这里，夫子长叹一声，很感概地说：在上位的人没有对人民有好的教导，看到百姓犯错马上就要杀了他们，这是很不合理的做法。好比三军打仗，难道打了败仗就要杀掉所有的士兵吗？那主帅的责任呢？我们鲁国现在司法方面的工作根本就没做好，哪有资格对百姓进行刑法的制裁啊？一个国家如果法令不明，没有让人民很明确的了解法令的内容，就很严格的按法令诛杀犯罪的民众，这等於是强盗的作风；不体察民情，就乱收赋税，这是残暴的做法；没有事先对人民进行训练，就要求人民完成主政者要求的任务，等於在虐待人民。这样的为政者没有资格对民众进行处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为人的心地，他对於人民就像关爱自己的儿女一样，有等同身受的慈悲，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这种胸怀也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提倡的为政者应有的素质修养。在中国历史上个人修养达到这种程度的君主，主要出现在上古时期，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人，再以后的历史中就很少出现这样的帝王了。只有像汉光武帝和其他少数帝王可以接近这种程度而已，大多数帝王还不够这个标准。其中好点的算是救世豪杰，差一些的只是“江山代有英雄出，扰乱苍生数十年”的人物。所以中国文化所称道的帝王标准应该是像周文王一样“视民如伤”，或者像汤王一样“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才是中国文化中帝王哲学的标准。很遗憾的是，孔子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鲁国更是出现了权臣把持国政的现象，为政者对人民很缺乏仁慈之心。所以孔子才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为政者应该怎样教导人民？孔子说：为政者应首先树立自己的道德风范，让人民心服。然后再树立好的榜样让人民学习，对犯错的人进行警告，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是非善恶的标准。如此治国只要三年的时间，老百姓就可以走上正道了。假如还有冥顽不灵、不听教化的人，这时候再以刑罚惩治，就没有人不信服了。接著孔子直接批评当时鲁国的政治问题，说：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混乱很久了，主政者没有中心思想，所以对百姓的教育一片混乱，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国家的是非标准是什麽，而且法律又特别多，让人无所是从，老百姓即使坐了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麽罪。这些问题全是为政者所造成的。我们看了上面这段话，就知道为什麽孔子在处理“父子争讼”这件事的时候，不忍问罪于这对父子，因为他觉得发生这种事情是国家失教的责任，不是百姓的过错。孔子把父子二人关在牢里三个月都不予理睬，就是要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反省。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说：处理打官司的事，我跟别人差不多，没有什麽特别之处，只不过我的目的是希望天下再也不要发生争讼的事情。孔子的这句话说出了一个国家设立刑法的根本动机。所以孔子处理诉讼案的做法，正是他“必也使无讼乎”思想的体现。其实现代的人如能放下无知的傲慢心理，远离权利的干预，纯粹以学术的态度，来研究儒家学问，就很容易明白：孔子的思想是开启人类智慧的明灯，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如果后世的人故意歪曲、颠倒孔子的思想去欺骗民众，那是他自己的罪过，与孔子何干？就像华佗的手术刀是治病救人的，后世的强盗捡到这把刀却拿来杀人，难道要故去的华佗出来承担责任，反而让杀人的强盗逍遥法外吗？上一篇是我们因孔子的为政思想引发的讨论。虽然孔子对当政者批评得比较多，但并非一味的攻击，因为这些话也是对为政者的教导，在告诉他们治国安民的道理。在孔子眼里，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在位的君主，都是芸芸众生，都需要教化引导。只不过在位的人负有领导人民的责任，所以对他们要求更高。这也是“《春秋》责备贤者”的道理。那孔子做大司寇到底对鲁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史书称：“设法而不用，无奸民。”就是虽然有法律，有执法机关，但是却用不著，因为没有人犯罪，老百姓不再干作奸犯科的事了。有几个事例可以证明。鲁国的沈犹氏为人狡猾，他家养了一群羊，经常牵到集市上卖，为了增加分量多赚便宜，每次去集市之前先给他的羊喂水，并屡屡得逞；公慎氏的妻子淫乱，却得不到管束，乡里以之为耻；慎溃氏生活奢侈，屡屡触犯法律却得不到制裁。等孔子做大司寇以后，沈犹氏再也不敢以欺诈行为做生意；公慎氏受到教化，将妻子赶走，遂正家风；慎溃氏逃往国外。短短三个月时间，鲁国再也没有欺行诈市的事情发生，公平买卖，民风变得淳厚，人民普遍诚实守信。其他国家的人到鲁国来，不需要政府的管理，就像回到家一样，会得到很好的招待。孔子治理鲁国的成效，也等於以实际行动回答了鲁定公“学子此法，以治鲁国可乎？”的疑问。

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历代儒家莫不将礼看成修身治国屡试不爽的法宝。孟子“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而在人性中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四端，并将礼看成体现仁义，进而实现“王道”的重要途径；荀子吸收诸子百家思想，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他的礼法一体论为后世统治者所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