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虽然其皇室是华夏在南方的分支,楚国本来在周朝前期时不属于天下共主周天子与地方诸侯这样的附属关系。后来周天子伐楚,用军事优势迫使楚国称臣。那时的楚国不像春秋后期一样广袤强大,所以称臣了也进贡不了什么奇珍异宝,所以周中央政府只要求楚子(当时楚国被封为子爵)年年进贡包茅,这是一种祭祀用的道具。于是这种表面上的臣服朝贡关系确立下来。
但是楚国毕竟全国大部分中下层人民不是华夏人,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中原的离心力,心里是不大看得起周室的。自从犬戎攻破镐京周室东迁,又被郑人射伤肩膀,自此周天子的威信日减,天下处于礼崩乐坏的境地。自然有一年开始楚子也不进贡包茅了,内心里表示我不再是你的臣子。不仅不上贡品,自称“我蛮夷也”的楚国在诸侯中第一个自称王,在那个还没有人称王的春秋早期,这无异于大逆不道。到了齐桓公执政时,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又祭出了“尊王攘夷”的大旗,楚国就是这样一个天然的靶子。于是管仲借着楚国攻打中原诸侯郑国的机会,纠结反楚亲齐的诸侯联军出兵讨伐楚国。
两军对垒,管仲口头上开始责让谋求道义上的制高点。他指责楚王两点错误,一是如前文所说的不进贡包茅,破坏君臣之礼义。二是昭王南巡死于楚之事,开始翻旧账揭发老底,攻击楚国暗害昭王让他坐船溺毙。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件事对于当时都不是最紧急的,一个是陈年旧事,一个是不值钱的包茅,却不去责问最大逆不道的称王。另外当时的楚国正处于高速扩张期,把当时位于今湖北的汉水诸姬都吞并了,这也可以说触怒华夏,这一点“罪行”也被忽略了。这有何深意呢?
管仲算账的本事在春秋数一数二,他的算盘打得是十分门清的。打楚国是为了立齐国之威,为了告诉那些大中小诸侯是齐而非楚乃老大,并不会为了周室的君臣尊卑去和楚国拼个你死我活。用现代的术语讲是有限战争,不是灭国战。这样就给双方留下了和解的余地,因为此时楚国的侧翼还有吴越二新兴国家掣肘,不能在此和齐国鱼死网破,楚国也就借着齐国给的台阶借坡下驴承认错误,另一点吞并周室宗亲的事更不能问了。此时楚国实力大增,不是一场盘肠大战不足以把楚国肢解,恢复被吞并的各南方诸侯,所以只能不说。管仲如此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于是齐、楚以及众参加联军的小国在召陵设坛,齐桓公执牛耳为主盟,楚王不好意思亲自过来,指派屈完代替楚王出席会议,其他七位诸侯国君也都在场。双方签订了召陵盟约,约定互不侵犯,赢得了暂时的和平。后来管仲用这番理论告诉了鲍叔牙,鲍叔牙也踊跃称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