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500年，只有范蠡是完人，司马迁：范蠡的故事很讽刺
范蠡是吴越争霸历史上重要的谋臣，
他的存在影响了两国政治格局的变动，其历史形象也彰显了春秋末期一代谋士之风采。
春秋时代，战乱纷争。王室衰微，诸侯作兴。中原大国杀伐不断，东南吴越纠葛已久。在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诗篇中，范蠡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国语》、《史记》开始，到《越绝书》、《吴越春秋》问世，范蠡的历史形象臻于丰满，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全貌
。从信史中的“实录”书写到杂史作品中的“小说化”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中“流动”着的范蠡面貌。
历史不断被重写和阐释，
当历史史实经历被传播、接受乃至阐释之后，演化出历史传闻、异闻，这一过程促成了文学意义上的积累与延伸。
从先秦到明清，政论辞赋、诗歌词曲、话本小说中的范蠡形象层出不穷。历代文人在接受和解释范蠡形象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而这“不同”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与思想观念。
研究历代文人对于范蠡形象的接受，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方面把握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思想，从更加具体的角度解读文学史，并尝试揭示社会语境对人物形象“层累”地塑造的影响。
一、范蠡的生平
范蠡生于春秋末期——一个理性精神空前张扬的时代，他怀揣理想与抱负入越，谋吴霸越，用兵法、使权术，在乱世中全身保名，位极越之“上将军”。
范蠡的生平可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入越前的青少年时代，为越谋吴的中年时代和离越归隐的老年时代。
入越之前，范蠡生活清苦，为人不与世俗相融。文种和范蠡二人胸怀远大抱负，相约入吴，未得重用，遂去吴入越。结僮即始结发的孩童，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载的是范蠡刚满二十岁，行加冠礼之后的事迹。
入越后，范蠡苦身勠力，为越谋吴。范蠡入越后，于吴越会稽之战前夕展现了高超的洞察力和远见，
但仍无法劝阻勾践起兵伐吴的决定。越兵败会稽，范蠡等谋臣得到了救越于危亡之中的机会。
自此之后，范蠡的智谋、兵法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得以彰显。此后，范蠡为越深谋，经历了入吴为质、返越谋吴、起兵伐吴、姑苏围吴、灭吴请辞等五件大事。
离越后，范蠡扁舟五湖，大隐隐于市。
范蠡辞别越王，之齐为相，居陶经商，屡致千金又屡散家产，生子三人。范蠡终老于陶，人称“陶朱公”。
司马迁虽没有为范蠡专门设传，但《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将近一半篇幅都在写范蠡，范蠡形象由此奠基
。尤其是《史记》新增的范蠡去越后的事迹、经历，让后人看到一个形象更为丰满立体的范蠡。
《越绝书》中的范蠡形象基本沿袭前代，但也与前代史书记载略有不同。填补范蠡少时记载的空白，展现范蠡佯狂负俗、志向高远的一面。增加了范蠡“数吴王五过、引吴王伏剑”的情节，凸显范蠡正直忠义、恪敬君王的一面。
《吴越春秋》较为明显地提升了文种的地位，范蠡的功臣作用相对而言不如在前代史书中明显。但不能忽视的是，
《吴越春秋》依然新增了关于范蠡的部分情节，展现了范蠡人物形象新的特质。
二、先唐文学中范蠡形象
范蠡在史书中所展现的历史形象特征在历代士子文人的心中不断演变，各时期的范蠡文学形象既有史书中形象特点的延续，也有因时代环境和文人境遇的不同而产生的新的特质。
先唐文人对于范蠡形象的评价与接受主要集中于以下
四个方面：先秦至汉代，士人从佐越成霸、救越有功的角度评价其为“霸王之佐、贤人君子”。
西汉大儒董仲舒从新儒学对于“仁人”品行的要求出发，批判他“作诈不仁，善伪以胜”；三国时期，文人以术家独具的才性特点为主，褒扬他“思通道化、策谋奇妙”。
魏晋南北朝玄学之风兴起，文人们对于他“与道舒卷、迁化于外”的形象表示认同与追慕。
先秦至汉代，从乱世到大一统，千百年来的纷争战乱，以强者为右。因此这一时期对于范蠡形象的评价集中于他对越国称霸的重大贡献
，以君王治国理政需要贤明辅佐为出发点，褒扬范蠡是持危扶倾的“霸王之佐、贤人君子”。
先秦至汉代，学士文人并不都一味赞扬范蠡，也有批判的声音出现。汉代大儒董仲舒批判范蠡“设诈以伐吴”，实非“仁人”。董仲舒对于范蠡的批判，实际上从反面印证了新儒学对于君子仁人的要求。
汉代至三国时期，有部分士子文人对范蠡的智计给予了肯定与赞扬。
刘劭的自创了一套独具特色且从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品鉴人物的方法，其对于人才的分类和评判标准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刘劭对于范蠡“思通道化、策谋奇妙”的评价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时代的气质是“清淡”而“冲静”的。这一时期的文人对于范蠡适时归隐，随时俗而变通的举止大加赞赏。
从早期范蠡“仙化”的形象中找寻到更符合魏晋气质的“飘逸化”、“隐士化”的特质。
三、唐宋元文学中范蠡形象
唐、宋、元时期关于范蠡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数量庞多的诗歌作品均有提及范蠡。这一时期既承袭前代，赞扬范蠡的智计，又更加关注其“扁舟五湖而去越”的“隐退”行为。
从唐至元，对于范蠡隐退的行为，文人褒贬不一。士人在此中或探寻其请辞的原因，或关注其隐退的结局，
或在意其隐退过程的“得”与“失”，并站在各自的立场加以理解生发，由此生成了对范蠡品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从唐代至元代，对于范蠡“知几令终”的形象，文人已普遍接受与认同。随着朝代的变化，这种认同又夹杂着文人自身对于时代家国的不同体验。
唐宋时期，多是处于朝堂中心的风云人物借“知几”自我警惕，以求善终。元代则多为文人不遇，朝堂黑暗不能久留，以“知几”抚慰自己不遇不仕，多了丝消极意味。
唐代，将范蠡去越的原因归于避祸畏死，自李白始。
李白一反前人对范蠡明哲保身的赞赏，认为范蠡不因“知几”而去，也不曾想归隐。最终选择泛舟五湖，只因这是他唯一能保全自身性命的方法。
李白此番感叹源于自己并未得志的一生。诗中微子、屈原、范蠡等皆为治世贤臣，却都因未得明主而远离朝堂。李白暗示范蠡本不想归隐，是为未遇明主，无奈避祸而隐。
宋代也有文人斥责范蠡去越，不忠不义。陈宓认为范蠡“所见小”，只顾携“婵娟游”。真正有志且爱世之人，一定会以自己的才识济世。
林亦之不仅鄙斥范蠡不忠，还将其举上升至影响后世的严重程度。
元代文人也承袭前代，将范蠡离越的原因归于避死保身。
元初大儒郝经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提倡积极入世，认为“著社稷之功”才是“人臣之道”。
元代与前朝不同的是，文人更多以国别、敌仇的概念去讨论范蠡。周密认为，范蠡是越之谋臣，用计灭吴，吴人不当祭祀他。对于范蠡怀重宝而隐，其后致富的经历，元代文人也感不耻。
四、明清文学中范蠡形象的嬗变
明清时期，范蠡在文学中的形象基本是对前代文学的一种继承。涉及范蠡文学形象的明清诗文大多承袭前代文学中范蠡逐渐固化的隐者形象，着墨于范蠡隐退之事。
“范蠡船”、“范蠡湖”在诗歌中形成一种固定意象，寓意归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范蠡还呈现出与“隐者”相矛盾的积极入世的形象。
即在明清诗文及戏曲中，创作者笔下的范蠡爱国意识凸显，爱国这一特点被捕捉并加以放大，范蠡形象呈现为“激进的爱国者”。
另外，清代部分小说、散文颠覆性地丑化范蠡形象，
在对范蠡的猛烈抨击甚至全盘否定中刻画出其“精致的利己者”形象。
明清文人笔下范蠡爱国热忱的抒写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表现为家国大义凌驾于浪漫爱情之上，
后期则直接抛却情爱叙写，以“沉西施”彰显范蠡激进的爱国情怀。
显而易见，范蠡家国情怀的凸显与他风流轶事中的另一主角——西施密切相关。范蠡爱国情怀的凸显就是由文人对西施误国的批判衍生而来。
明清迭代之际，艾衲居士以明朝遗民的边缘化身份，审视他所处的世俗社会，抛弃原本的传统伦理和道德教化的纲目，对范蠡进行了颠覆式的解构与重塑。
他在对范蠡人物形象的颠覆及吴越历史事件的重述中表现出对当时社会黑暗、世风日下的现实镜像的焦虑忧念。
同时表现出对儒家文化所塑造的完美道德人格的审视和对正史文献、传统道德权威性及纯洁性的质疑。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娱乐的需要，通俗小说日渐流行。
小结
魏阙之中，位极一人之下；江海之上，富敌一国之君。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范蠡形象立体而饱满，
进可与越王分治一国，退可保全其身、携美归隐，一生可谓“治国、齐家、修身”之典范。
范蠡文学形象的发展变化，蕴含多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也与作家个体遭遇、心态、人格、思想观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亦可从侧面反映社会历史与文化风气的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