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朝历代都不推行柳公权书法，学柳体发展不出书法家？
这种说法有点奇怪，既然你说历朝历代都不推行柳公权的书法，那你能不能说说历朝历代都推行谁的书法了？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他对王羲之的书法非常欣赏，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能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今天的地位，与李世民的全力推举不无关系。这算是历朝历代推荐前人书法的一例。
清代乾隆皇帝，建三希堂书房，收藏有王羲之、王献之及前朝各代名家的墨迹法帖，乾隆曾向众大臣推荐王羲之父子的书法，这也且算历朝历代推荐前人书法的又一例。除此之外，只听说某位皇帝对某位书家的书法有所偏爱，但未曾听闻哪朝哪代有特意推行某一位书家的说法。
中国书法一向讲究博采众家之所长，强调融汇贯通，所以历朝历代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常书生，学习书法都是力求在精研一家的基础之上，遍临古人的经典法帖，以求广泛吸取前人之精华，岂能专推专研一家？
至于后世有没有以柳体楷书为基础发展成家的书法家，这个问题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柳公权是中晚唐时期的楷书大家，他在中国书法史上自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从古至今从无争议。但对柳公权书法地位的认可，并不等于说他的书法就非常适合后人学习，这一点后世的学者书家早就各有看法。柳体楷书后世书家曾在柳体楷书上下过功夫的书家大有人在，对柳公权楷书有过深入研究，并总结出其书利弊者亦有很多。
唐代之后的北宋时期，就有曾学过柳体楷书的大书法家，这个人就是米芾。米芾少年时期，曾临习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柳体楷书，但这段学习时光，留给米芾的似乎是不好的回忆，在他中年学书有成，自成一家后，米芾曾回忆他当年学柳书的那段时光。他说：
“初学颜，七八岁也。字大至一幅，写简不成。见柳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
米芾又说：
“柳公权师欧而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始有俗书。”
从柳公权的这二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米芾是认真学习过柳公权楷书的，但柳体楷书显然在米芾书艺的成长过程中，对米芾所造成的影响是负面的，不然米芾不会对柳书有那么低的评价。
柳公权行书明代书法家王铎和董其昌都曾学习过柳体书法，但他们二人都是博采众长，遍临诸家，所以，他们从柳公权的书法中吸收到了何种营养，从他们的书法中很难捋清脉络。但他们曾学习过柳书，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董昌其曾总结学柳书的心得，他说：
“柳诚悬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即兰亭序），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禇、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公权，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
董其昌的这番言论对柳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自从学了柳书后，对王羲之都渐渐疏远了。但董其昌的这段话却不被别人所认可。人们都认为他的书法受王羲之的影响远比柳公权大，认为董其昌这么吹捧柳公权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董其昌欲攀附柳书而传世，传名而已。清代梁章钜就曾质疑董其昌的这套说辞，他在《退庵金石书画跋》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董其昌说柳公权对他影响如何之大，但在董其昌的书法中，却看不到半点柳书的影子。”
有说法认为，柳公权的书法名气很大，但后世学书者从柳书中所能吸取和借鉴的东西却并不多，对这种说法，我深表认同。
柳公权的楷书，法度森然，骨力清奇。用笔结字均严谨有余，没有半点随意之处，这既是柳体之长，亦是柳体之短。学柳体楷书易得其形，却难得其神。因柳体个人风格特点极为突出，所以比较容易模仿，只要抓住柳体楷书中宫紧密、四周舒放的结构特点和方硬瘦劲的笔画特征，即可大致相似。但这只是柳书的外在特征，只是模仿了表象，想学得其神韵却极难，难到何种程度呢？难到这世间除柳公本人外，再无第二人能写出柳书于谨严之中所具有的那分灵动之气和那种独特的气质神采。
柳公权楷书所以，后人学习柳书，只是感受一下柳体的那种骨力清奇的风格，要想再深入一些，想挖掘一下，进行二次艺术创造却是从古至今还没有人能做到的事情。
有人说柳体书法是唐楷的华彩，“精、气、神”集为一体，这三样哪一样都不好学习掌握，更别说在柳体之上进行二次创作。所以后人只可欣赏，略微有所借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柳体所具有的独特的风格特点，使后世少有书家能在他的基础之上发展成家，很多书者在学习一段时间的柳体后，大多转学他人。一是柳体难入亦难出，学来学去，收效不大。二是柳体束缚较多，学习久了，容易滋生厌烦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