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王导在狡辩，应负主要责任
文/灞上桑
伯仁是晋朝名士周顗（yǐ）的字。“我不杀伯仁”这句话，是东晋元老王导说的，因为伯仁之死与王导大有关系。后人用这句话代指“无心之过”。但我们重温伯仁之死的始末，就能发现王导这话的破绽。
西晋末期，“五胡”部族肆虐中原大地，生灵涂炭。晋室仓皇南渡避祸，建立东晋王朝。但此时的晋室极其寒酸，手里无兵无粮，完全依赖当时的门阀大族才能维持局面。“琅琊（山东临沂）王氏”是其中最强的力量，王导的堂兄王敦有私人武装数万人，而同时期皇帝的侍卫都少的可怜。所以东晋初期数年间，王敦才是最有权力的人。实际上整个东晋历时百年，十一个皇帝，一直都活在权臣的阴影下。
没有王敦的支持，东晋显然不能立国，司马睿也当不上东晋的开国皇帝。“琅琊王氏”在南国权倾朝野，王导在建康（南京）执掌朝政，王敦手握重兵在外，堂兄弟二人风光无限。王导忠于晋室，当官到如此地步，已经满意了。王敦则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司马睿虽然隐忍，但矛盾总有爆发的时候。
几年后，司马睿越来越无法忍受王敦的专横，听从身边亲信的建议，准备着手“削藩”。王敦本来还打算退让一步，但这时他最忌惮的人物、名将祖逖病死了，王敦再无顾忌，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造反。
东晋永昌元年（322年），王敦的兵马不到两个月就从武昌进逼到建康城外（南京），朝廷军队招架不住，王敦大军开进了京城，司马睿无奈，只得拉下老脸求和。
这时的南国是王敦一个人说了算，他先拿司马睿的亲信开刀，然后又要杀一批不向他低头的朝臣立威。王敦先同他的堂弟王导商量，杀谁不杀谁就听他弟弟一句话。王敦问王导，周顗和戴渊这两个人不服软，很牛掰呀，应当如何处置？先不说戴渊，此时王导因为误会，对周顗怀恨在心，又不愿明说，就没吭声。王敦连问三次，王导始终面无表情不表态。王敦会意，随即就把周、戴两人抓来杀了。周顗的确是个硬骨头，宁死不屈，还大骂王敦。
后来王导在宫里翻看文书，发现了一个周顗写给皇帝司马睿的折子，才发现自己误会了好人，顿时痛哭失声，悔恨不已。这个误会，发生在王敦刚起兵时候。
当时王敦的大军还在路上，司马睿打算亲征平叛（有心但无力）。有人建议先把京城的王氏族人全部杀掉。王导担心一大家子的性命，早就带了几十个家人跪在朝堂外请罪。正好看见周顗快步入朝，王敦赶紧对他说，伯仁兄，王家这几百口性命就拜托你了！想让周顗代为求情。
周顗为人豪迈，大大咧咧的。也有为了避嫌的原因，他故意装作没听见，大踏步就进了朝堂，留下王导跪在门外心惊胆战。朝会结束，周顗出来，王导又面带乞求叫他的名字。周顗喝了不少酒，满面喜色对同行的人大声说，等朝廷杀了乱臣贼子，你我何愁不升官！仍然不搭理王导。王导自然对周顗是恨上了。
但王导不知道的是，周顗入朝见皇帝，就是为了给他求情。周顗向司马睿反复强调王导与王敦不同，对朝廷是绝对忠心耿耿的，并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司马睿听从了他的建议，所以周顗出了朝堂面带喜色。事后周顗不放心，又专门给司马睿写了奏书，再次为王导求情。奏书写得言辞恳切，十分感人。很久以后，王导正是看见了这封奏书，才捶胸顿足追悔不已，但一切为时已晚。于是王导发出了那句感叹，“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周顗的悲剧，应该如何划分责任呢？笔者简略分析之。
王敦是杀人者，但王导是“判决者”，他用沉默亮明了态度，王敦才去杀人。王导当时又的确不知道周顗为他求情的事，起了愤恨之心。周顗故意不搭理王敦的外在“表演”，当然是害死自己的缘由之一，可这恰好说明了周顗的品质高尚之处，一腔热血救助别人，还不想让人知道。最后临死时候，也不辩解自己曾为王导求情，可敬又可叹！
撇开王敦不说，王导的行为就是主观故意杀人。退一万步讲，就算周顗没有向皇帝求情，也罪不至死。王导还能把那些没有帮他的朝臣全杀完吗？所以王导再痛悔，他讲的话也是一种“狡辩”。仅凭一时的愤恨，害死了周顗这样难得的名士，王导坐实了90%的悲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