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辞官隐居并非因官场腐败，其实是躲灾避祸

东晋名士陶渊明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他的田园诗和《桃花源记》的故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在中国历史上不但是东晋文人的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品德高洁的隐士的典范。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辞去彭泽令的故事为历代文人学者所称道，也称为了中国文人中有骨气的代表。因此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一提到陶渊明，立刻就会让人想起他拒绝阿谀奉承权贵，反对官场腐败的文人形象。然而从东晋末年的历史文献来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原因并非简单地反对官场腐败，而是政治上明哲保身躲灾避祸的选择。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民间源远流传，现在的中小学教科书中也有相似的段落文字。这个故事出自唐代名臣房玄龄所编著的《晋书》中的《陶潜传》，这是房玄龄单独为陶渊明做的传记，其中便记载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他出任彭泽令期间，与下来巡查的督邮发生了冲突。因为不愿意屈从于上官的意志，仅仅当了八十余天彭泽令的他选择了辞官归隐。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后来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不为五斗米折腰变成了有骨气官员的代表。

对于陶渊明辞官隐居的原因，绝大多数学者的说法都是倾向于他反对东晋末年朝廷的政治腐败，看不惯官场的倾轧，不愿意屈从于权贵的意志，所以才选择了辞官。这种说法从表面上来看是成立的，东晋末年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但是从陶渊明个人的身份上来讲，这却有着与别人不同的背景情况。东晋官场并不是从陶渊明当官前后才开始腐败的，实际上在整个两晋期间都是这种生态环境。如果说陶渊明反对官场腐败和政治倾轧而辞官归隐，那么之前他当过的那些官职又怎么去解释呢？他为何不一开始就辞官呢？

中国自东汉末年进入乱世后，从魏晋到南北朝蔓延了数百年的内乱，直到隋唐之后才重归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在这数百年之中，战乱平息的时间极少，大多数都是处于各种内战和动荡之中。而这数百年正好是中国门阀政治占据朝廷的时代，各个门阀的官员为了家族利益互相倾轧，政治腐败的生态也就成了普遍的事情。这种情况从陶渊明出生之前就存在了，直到陶渊明去世后还延续了数百年。如果说陶渊明只是单纯地拒绝朝廷腐败和政治倾轧的环境，进而作出了辞官归隐的选择，这显然是比较肤浅的，也无法解释他辞官的真实原因。

实际上彭泽令并不是陶渊明当的第一个官职，在此之前他当过更多的官职，权限也远比彭泽令要大。如果他真的因东晋朝廷的腐败和倾轧而辞官，那为什么不在此之前去做呢？因此分析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不能从彭泽令的事件上孤立地看，而应该从东晋末年的官场和政治大局出发。

从陶渊明的人生和东晋末年的历史背景看，他辞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反对官场腐败和倾轧只是表象而已。陶渊明并非是穷困潦倒的书生秀才，而是东晋的名士，其家族背景是非常显赫的。陶渊明的曾祖是陶侃，是东晋初年的名将，在东晋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陶侃是寒门出生，但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后崭露头角，成为西晋军中的南蛮校尉。八王之乱后出现五胡乱华，西晋被南侵的北方少数民族所灭，西晋王公贵族纷纷南逃，以晋元帝司马睿和琅琊王氏为主建立了东晋。东晋初年南方陷入了混战之中，陶侃在这些战争中逐渐崛起，成为了封疆大吏。他先后平定了陈敏、杜弢、张昌起义、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历任江夏太守、武昌太守、荆州刺史等职，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的高位，这在门阀政把持权力的魏晋时期是不多见的。

在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和寒门庶族是严重对立的。尤其是在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的东晋初年，陶侃能够坐上朝廷军政一把手的高位，可见其能力和势力有多大。因为有着陶侃的背景，陶渊明的人生也是衣食无忧的。除了自己家族的优越之外，他的母亲孟氏也是出自于名臣世家。孟氏的父亲是东晋名士孟嘉，早年名扬建康，历任庐陵从事、江州别驾、征西参军等职，受到了庾亮、褚裒、桓温等人的器重，甚至得到了晋穆帝的亲自接见。孟嘉晚年还在大权臣桓温的幕府中任职从事中郎、长史，是桓温的重要谋士。

从上述的这些背景中都可以看出，陶渊明家族势力非同小可，即便不如王谢等世家豪族，也比官宦人家高出不止一个档次，普通的寒门官员更是够不着。对于他这样的权贵家族出身的官员，又有几人能让他们折腰呢？在出任彭泽令之前，他还出任过江州祭酒、州主簿，加入过桓玄的幕府，还给刘裕当过参军。后来他又给刘裕手下大将建威将军刘敬宣当参军，然后才是出任彭泽令。从这个过程看，陶渊明在辞官归隐前就没有停止过当官的经历。这种情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即便是当时地方豪族子弟也很难有如此多的当官机会。

如此多的机会之下，再加上显赫的家世，能值得陶渊明摧眉折腰的又有几人？别说小小的督邮，就是朝廷中的大员也得给他几分面子。如果陶渊明早就反对腐败，他不会蹉跎半生才想起辞官隐居。实际上他选择隐居之后，仍旧有很多做官的机会。比如东晋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江州刺史王弘主动结交，始安太守颜延之、刘宋名将檀道济都请他出仕，但他都拒绝了这些邀请。这里面既有东晋的官员，还有刘宋的新贵。如果陶渊明只是对东晋朝廷的政治生态表示反对，那对于新生的刘宋王朝不该有如此大的反感。

分析陶渊明的人生，可以发现他当官的时候都是在门阀士族掌权的东晋末年，而他选择辞官时正是刘裕等寒门将士掌控东晋朝廷的时代。结合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的政治变迁来看，陶渊明辞官归隐并非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理由，而是朝代更迭过程中为了躲灾避祸的选择。

陶渊明在东晋末年当过很多的官，一度还成为权臣桓玄的参军心腹。从他的官场经历来看，都是倾向于门阀士族的，这也与他的出身匹配。陶家虽然是寒门，但从陶侃开始已经脱离了寒门序列，算是世代的官宦世家。这样的家族与门阀士族走得更近，也更容易得到官职和权力。

陶渊明能够频繁地得到各种官职，并且受到桓玄的重用，与其家世的资源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到了刘裕掌权之时，控制朝廷的北府军官员大多为寒门出身，这就与门阀士族形成了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就是刘裕夺取东晋皇位，开创了南朝刘宋的江山。陶渊明给刘裕当过参军，还给刘裕的大将刘敬宣当过参军，但最终却走到了辞官归隐的路上。这明显不是简单地反对朝廷腐败，而是与寒门掌权的政治生态形成了对立。当时与这种政治态势对立的不仅仅陶渊明一人，很多门阀士族也是站在反对刘裕的立场上的。

有意思的是，在给刘裕当参军前，陶渊明给桓玄当过参军。而桓玄在东晋末年可是著名的乱臣贼子，他不仅仅是把持朝政的权臣，他还篡夺东晋皇位，建立了短暂的桓楚。后来桓楚被刘裕所灭，东晋皇位才得以重归司马氏。陶渊明运气不错，桓玄造反时正好遇到他丁忧，所以躲过了一劫。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当官的想法，丁忧结束后给刘裕当了参军。但是这次做官只延续了一年不到的时间，然后在彭泽令的任上选择了辞官归隐。从这些事情发展的情况上来看，很明显陶渊明对于刘裕把持朝政是反对的，但力量是又是薄弱的。

对比陶渊明在桓玄和刘裕治下做官的表现，很明显对比出他对两个权臣和篡国之贼的不同态度。两位权臣都有过篡国的行为，但陶渊明却以双标来对待，这显然与朝廷腐败和忠君爱国无关，更多的是自己利益立场的表现。陶渊明与门阀士族走得近，自然支持门阀士族的立场，维护东晋司马氏的统治。至于这个统治是政治清明的，还是互相倾轧的，他并不太关心。刘裕是寒门将士拥戴上台的，天生与门阀士族不和，陶渊明就带上了有色眼镜看他。因此看不起刘裕及其属下的官员，表现出了文人的清高。

而这种双标的行为自然会得罪很多新上台的官员，于是产生了很多矛盾和冲突。这种状态在东晋末年很普遍，基本上都是以门阀士族和寒门官员斗争的形式存在。而陶渊明口中的所谓“权贵”，不过是这些新上台的寒门官员而已。他们的确是腐败的，也是互相倾轧的，但门阀士族不腐败，不倾轧寒门么？这种斗争的延续自然会影响到陶渊明的身家性命，尤其是在刘裕篡位前夕更是政治态势紧张。陶渊明是个聪明人，明哲保身的道理也是懂得的。他辞官归隐不过是看清了门阀士族即将失败的大趋势，通过归隐田园来躲灾避祸而已。

说白了陶渊明的选择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归属，而非什么高尚的原因。这在战乱频繁和改朝换代的时期是很普遍的，也是人之常情。他的辞官让他躲过了改朝换代时的灾难，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点是可以称道。但要说他在品德上有多高洁，脊梁有多坚挺，那就要打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了。

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陶渊明只是少数派阵营而已，代表不了东晋的大多数派。在寒门百姓占据绝大多数的南北朝，门阀士族是以极小的数量控制国家资源的。陶渊明是这种政治生态的受益者，不愿接受政治地位的转换，只能选择隐居逃避。事实上他这样立场的人离开官场，对国家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